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时代广场播放

　　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策已有时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给予了文化软实力建设新的指导和使命。为此，求知周刊采访多位专家学者，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疏理和阐释。

　　政治失去价值基础就会失去人心

　　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定义了文化软实力，他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一种认同性实力，主要包括理论指导力、理想凝聚力、道德教化力、舆论导向力、科技创造力等方面的内容，其核心部分主要是文化价值观及其政治价值观念的认同及影响力。他认为二战结束以后国家政治性质正在变化，已经使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国际制度等无形的力量变得越来越重要。

　　文化软实力依靠价值观的支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论层面、理想层面、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体现了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内容，两者相互依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我们确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作为其根本，规范引领着文化软实力不断发展升级，反过来，文化繁荣，国家软实力增强，经济发展受到促进，加快我国人民共同理想的实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梁玉秋认为，一个地区的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该地区公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源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文化软实力则是核心价值观的外在反作用力。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戈尔巴乔夫在其论著《改革与新思维》以及苏共二十八大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中指出，苏联社会“思想和道德价值”被“磨损”，政治失去了道德基础，久而久之，人民对政治已失去信心。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文化内聚力严重分散，不再能够完成对整个社会的价值整合使命，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指出，当时苏联的军事实力不仅完全可以和美国“叫板”，而且常令美国和西方寝食不安，但是这样的硬实力并不能避免它解体。“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硬实力不行，而是因为文化软实力大厦的坍塌。尽管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价值观的迷失和意识形态防线的崩溃则是最深层、最直接的原因”。

　　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创始人汉斯·摩根索这样总结：“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决定性的三项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因此我们难以对他们进行合理的预测，也因为他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有着持久并且经常是决定性的影响。”

　　用核心价值观统合多元文化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纷繁复杂、社会思想的多元多变、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艰巨繁重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最为迫切需要的就是共识的凝聚、信念的认同、主导价值的引领和思想基础的夯实。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正是完善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镇宅之宝”。

　　习近平总书记的担忧是非常现实的，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文化源远流长，思潮各领风骚，形成了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价值观。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人们的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特征，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质疑和挑战是巨大的。河南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普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一个社会开始朝着新的层次跃进的时候，其思想文化领域的改变则是这一变革的必然序幕。价值观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不满足于现有的生命存在样式，从而建构起超越现实的更为完满的观念图景，这个过程是一场复杂的化学反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转型期必定成为引导人们统一认识，树立积极有为的生活目标的指南，难的是如何将多元多变的价值观整合，并且让它为大众所接受。”张普林认为，与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相比，如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的转变还存在着落后，“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现象甚至成为了社会主流，此时迫切需要一种精神动力来匡正世风，引领社会道德取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运而生是非常必要的，但要起到效果需要将这24个字内化于心。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娜认为，十八大报告中的“三个倡导”恰恰表明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元文化融合路径。张娜指出，第一个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第二个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体现对西方价值文明的吸收借鉴，第三个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继承发扬。同时，三种文化价值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不同，以第一个倡导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为主导地位，西方价值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作为文化资源和文化根基而存在。

　　对于统合多元文化的难题，梁玉秋教授分析，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文化多民族国家，才更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文化软实力，用现代化的理念取代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传统文化，摒弃那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封建文化参与和落后的部分。最终才能充分挖掘和鼓励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中所蕴藏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品质，也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积极性和热情。

　　文化产业的价值呈现思维需要转变

　　谈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文化产业，我们不免会想到如今“抗日神剧”风行，其中“弹弓打飞机”、“手撕鬼子”等情节沦为笑柄，以其为代表的“主旋律影视”也为年轻观众所不齿。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产业的审核严密，限制众多，文化工作者在创作上也举步维艰，好像只有“抗日”一类的题材才能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并走上荧屏，观众却并不买账；而另一方面，后宫争斗、多角滥爱、凶杀暴力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的影视剧成为大众文化市场消费的主流，这不禁让人疑惑。

　　对此，文化学者贾磊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求善与求真这一对矛盾一直是文化产业的一块心病，社会主义文化产业长期以来停留在“求善”的基本框架里。“求善”是一种较为功利性的思维方式，自身缺乏存在的合理性。“求真”则是一种追问“是什么”的思维方式，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品位和要求。

　　对文化产业的要求无论是五四以来的“救亡压倒了启蒙”，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为抗战服务”，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一切要服务于两个大局”，都是典型的“求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文化建设始终摆脱不了“手段”的地位。而在思想持续解放、改革进入深水期的当下，这种思维方式往往难以让年青一代的观众认同。如今文化产业在思维方式上的内在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要引领政治建设，为政治建设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具有“求真”的内在冲动；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受制于政治因素，在传统“求善”的思维方式下踯躅前行，这个矛盾无疑催生了一批如“抗日神剧”的怪胎。

　　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绝不是为多元文化的发展戴上镣铐，反而应该给文化产业的发展增添动力。在商业模式运作下的好莱坞电影的成功不仅在于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而且影片中所传达的共同理想、民族精神、爱国主义、荣辱观等也往往能给观众以印象，其实这些正能量也同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如根据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光荣战役》讲述的就是一支由白人率领的黑人兵团在南方的查尔斯坦战役中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却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赢得了尊严的故事。电影中透露并宣扬的“爱国、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精神恰恰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这样用真实的案例和故事显然比“手撕鬼子”更有说服力。而在台湾影片《云水谣》中，将一个拥抱着爱情梦想、厮守终生的动人故事，置放在两岸变迁的历史格局中，在电影叙事中，台湾政治动荡的风云、海峡两岸的历史藩篱是阻断华夏儿女美好爱情的重要因素，为此，消除两岸之间的重重壁垒，促成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成为这部爱情电影中最为关键的潜台词，这样的“爱国”显然比“抗日神剧”里的“爱国”要更深沉。记者 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