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宣传系统所能完成，需要发动全社会和全体公民参与。如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公民定义为“好人”，国家和社会则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形成正面的舆论和社会导向，让普通公民敢于做好事、成好人。特别是要在机制体制、法律制度上深入地探索，一方面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出真正的“价值”，另一方面要主动为敢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人”撑腰壮胆，从而让普通民众也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首先，要形成正确的舆论和宣传氛围。要大力弘扬正面形象，少挖掘、少扩散、少报道，特别是少炒作蕴含负面价值观的人和事。比如一些刑事案件、诈骗案例，或者一些不和谐公众事件，报道时要尽量避免一些容易产生负面导向的细节过细过详，要分出一些报道精力用在预防事件发生，普及法律知识上。现在一些媒体和记者，报道一些负面案例时，往往公德心不多，“八卦心”却过甚，热衷于吸引眼球，深挖案件的血腥、暴力、色情、欺诈等细节，完全不注意对公众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人格尚未完成的未成年人的不良心理暗示。这一点，恰恰是最应该注意和避免的。尤为重要的是，青少年是形成个人价值观、人生观最重要的时期，社会、家庭和学校要齐心协力，从多方面同时着手，以学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点，要尽量避免社会不良价值观入侵校园，把学校建设成为发扬和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堡垒和净土。

　　其次，要有正面的社会导向。要加大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对正面典型要加大报道力度，对负面典型要有所区别的曝光，对一些对全社会起不良示范的极端负面案件，政府及主管部门要主动介入、提前介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避免形成不良公众示范。公检法等司法部门，对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件的判罚，要更加慎重和耐心，特别是有风向性、指导性的案例，要特别注意其可能引发的社会不良导向，有必要时，可以出台一些司法解释，加强这方面的引导。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宣传部门，要主要承担应有的责任，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对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进行关注和跟踪，必要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为“好公民”提供支持和协助，尽量避免“扶起老人反被讹”，“见义勇为流血又流泪”，“正当防卫反负担罪犯医疗费”等负面导向的案例出现，让好人不好报，让做好事得到好结果。2013年，深圳市借鉴了国际上像《好撒玛利亚人法》等公民救助行为保护的立法经验，颁布的全国首部“好人法”——《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就是值得肯定的作法。

　　最后，要引导正确的价值取向。重点是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应有价值。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好人”的“名利双收”，而不是片面强调“只讲付出、不计回报”的奉献精神，无私奉献是好事，但不能要求普通公民都不计回报的付出，那样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持久，应该大张旗鼓让付出者得到其应有的回报，这样才有利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正面的核心价值观导向。中国古代，个人修养好，品德高尚之人，甚至可以直接推荐入仕做官，我们难道不应该给“好人”更多实惠吗？在现在，往往得到实惠的“好人”，是那些曝光度高、炒作更多的个别典型，更多默默无闻的“好人”，一辈子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体现出他应有的社会价值。这样的情况，成为全社会形成正确价值取向的极差示范，毕竟，身边实实在在的事例，才能给我们最大的触动。要从制度和法律层面避免这情况发生，一定不能产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结果。

　　用制度为好公民壮胆，用法律为好人撑腰，才会有更多普通公民敢于做好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