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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导演李缨:希望拯救“历史病人”

2015-08-25 11:18 来源:环球时报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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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缨:《靖国神社》也是呈现和反思“病症”的一部电影,想让世人了解靖国神社的矛盾现象与精神实质。为什么它是最具象征性的一种“战争后遗症”,它的现状如何,它具有怎样的矛盾性、复杂性?不仅许多中国人不了解,很多日本人其实也不了解。   

  《靖国神社》《南京!南京!》《1937南京记忆》,这一系列出自中国导演之手的战争题材影片从8月15日起在日本最大视频网站NICONICO上陆续上线,打破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此类影片设立的隐形屏障,让日本观众有机会了解中国对二战的记忆究竟如何。《靖国神社》导演李缨是促成这次NICONICO上映中国战争影片的关键人物,《环球时报》记者为此专访了他。

  在日本,不少人指责《靖国神社》是“反日”电影,但它其实是我给日本的一封情书

  环球时报:您是如何想到推动一系列中国战争影片在日本网站上映的?

  李缨:我期待日本人能真正面对“战争后遗症”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中国人也有。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十分有意义的一年,但战争遗留问题还在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中日双方应该进一步沟通,了解对方对战争的记忆、对战争的认识,这样才能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我想借影片在日本网站上映期待大家进入“治病”程序。

  环球时报:您对您拍摄的《靖国神社》有什么期待?

  李缨:《靖国神社》也是呈现和反思“病症”的一部电影,想让世人了解靖国神社的矛盾现象与精神实质。为什么它是最具象征性的一种“战争后遗症”,它的现状如何,它具有怎样的矛盾性、复杂性?不仅许多中国人不了解,很多日本人其实也不了解。

  在日本,不少人指责《靖国神社》是“反日”电影,但这其实是我给日本的一封情书。我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知道这里的各种好处。日本是一个有许多优点值得中国学习吸收的美好国家,甚至有时候我会说东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儿生活了26年。情书是什么?就像谈恋爱,我认为你有问题,却光说漂亮,那就虚伪了。我是在真诚地借电影表达,我认为日本好的地方就是好的,“有病”的地方就是“有病”的。

  与日本持荒唐历史观的偏激时评家现场辩论

  环球时报:在日本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是否给您带来了很多麻烦?

  李缨:《靖国神社》是我花费10年时间制作的一部电影,谁会做这么“傻”的事情?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本来就不容易,做这样的事情对我的生存环境毫无疑问会构成威胁,我甚至因为这部电影被告上法庭,成为唯一一个作为被告站上东京法庭的中国人。但我依然坚持下来,从制作电影到现在,因为我也是“战争后遗症”的“病人”之一。我自己感觉不舒服,因此形成“条件反射”,拿起属于电影人的“手术刀”,用10年时间拍电影寻求“治病”。

  现在我借NICONICO播映在日本引发过“靖国骚动”的《靖国神社》之机,推荐了南京题材电影和纪录片在日本上映。在8月15日凌晨播映完《靖国神社》后,我参加了一个现场直播的两小时讨论节目。现场参与辩论的一名著名时政评论家思想非常偏激,一开始就攻击我的电影曲解靖国神社的“神体”,是我个人化的“异样的”靖国神社,他甚至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日本对中国的那场战争也不是“侵略”。

  对我来说,与这样的人辩论真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费心费脑费口舌。这些辩论在我内心是相当沉重的。那么多年,我不断面对这些荒唐的历史观和“傲慢与偏见”,确实早就不想辩论下去了,但这就是存在于中日两国历史见解当中重要的现实。那天的辩论颇为激烈,当时有近3万网民观看和参与了在线讨论。根据现场节目设置的问题回答数据调查,让我惊讶的是,那么多参与讨论的年轻网民当中(NICONICO会员平均年龄32岁),参拜过靖国神社的占66%,支持靖国神社祭祀甲级战犯的占80%,支持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占83%。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放映《靖国神社》《南京!南京!》和《1937南京记忆》当然就更有特殊意义。

  环球时报:能谈谈在日本国内争议比较大的新安保法案吗?

  李缨:这也是“战争后遗症”,跟靖国神社有相通之处。靖国神社是战争神社,而新安保法案最终要解决什么?就是建立军队,派兵去战场。军人战死后怎么办,是评价为英雄还是枉死?靖国神社的实质就是国家需要为国为天皇而牺牲的人,而新安保法案只是今天的日本面向战争的途径和手段。

  历史上有两个天皇,一个穿军装,另一个不穿军装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

  李缨: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复杂。德国和意大利二战后都更换了国歌、国旗和国家领导人,社会体制也有了改变。但日本没有,国旗、国歌保留下来,昭和天皇也在美国制定的日本宪法中被确立为“日本国的象征”,这就给探究战争责任造成麻烦。

  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认为日本应该废除天皇制。天皇制已经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有着它独特的意义。我认为,历史上有两个天皇,一个是穿军装的,另一个是不穿军装的。不穿军装的天皇在京都,这期间的天皇制度没有问题,天皇没有权力,只是作为一种权威与象征,体现国家的凝聚力。从明治到1945年,77年的时间,天皇穿上了军装,这就产生了问题。

  环球时报:不少人担心日本的《和平宪法》能否保持,日本社会对它怎么看呢?

  李缨:日本的和平宪法非常难得,具有独特的价值。很多日本学者说,它应该成为世界遗产,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一部以放弃战争来解决国际纷争的宪法。试想如果所有国家都这样,对于我们人类的意义有多大?战后一代中许多日本人的观念已经与和平宪法捆绑在一起,和平宪法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命运共同体的象征,它对现代民主社会、对未来都十分具有启示性意义。因此日本社会有很大一股力量想要维护和平宪法。

  和平宪法和靖国神社具有激烈冲突性。和平宪法维护国民利益,体现现代民主价值观、国家为民的思想,但靖国神社表明国民应为国家牺牲。两者截然相反。日本宪法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因此政客去参拜是违法的。不过政客又从来没中断过参拜,安倍参拜后又被部分民众告上法庭,所以围绕在靖国神社周围的相关问题充满矛盾。

  环球时报:您希望自己做的这些事得到国家支持吗?

  李缨:当然希望。电影是国家文化外交的重要媒介,像我这种在“夹缝中”生存的人,涉及某些国际问题的表达,当然希望有国家作后盾。一个成熟的国家会十分重视民间文化沟通。中国现在进入了网络和新媒体时代,任何一部电影都可以成为一个契机,构成彼此互动和沟通的交流平台。我希望能通过国家力量的调配,开通中日沟通的网络讨论平台,这样的事情靠民间力量是无法做到的。【环球时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刘军国】


初审编辑:宋莉 二审编辑: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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