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延安和各解放区作家纷纷响应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争先恐后到群众中去，到农村、到部队基层去，通过创作文艺作品等形式参与抗日斗争，涌现出丁玲、周立波、马加、欧阳山、李季、柳青、赵树理、马烽、孙犁、刘白羽、华山等一大批著名作家，形成了文学与群众相结合的热潮。
1944年，石鲁取材延安大后方人民的生产生活创作了版画《妯娌》。（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延安文艺座谈会（油画） 罗工柳作于1951年
“人民文艺”成为时代“路标”
“‘延安文艺’最值得重视的价值在于它凝聚了‘人民文艺’的基本精神，成为中国文学永恒的路标。”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指出，“‘人民文艺’的基本精神可以简明地提炼为三句话，即：文艺来自人民生活，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家要和人民结合。不论时代和文艺如何发展变化，‘人民文艺’这一基本精神是常青的。”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教授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先进文化，就是能有效地宣传、动员与组织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自觉投身到革命战争中间的文化。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选择了与工农兵审美文化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如章回小说、民间说书、信天游、新秧歌剧、新编历史剧等，来传播这种先进文化。1943年春节的“新秧歌运动”与“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就是学习民间文艺的产物；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有民间说书元素；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有信天游的旋律；“边区生活的歌手”——古元的版画，已经化“欧风”为“中国气派”的新版画。
优秀文学作品呈现井喷式发展
在《讲话》发表后的几年内，延安井喷式地涌现出一大批载入文学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中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荷花淀》《鸡毛信》，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及大量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
“这些作品在解放区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也让全中国全世界感受到了解放区新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肖云儒说，文学的美学价值最终体现为它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反映这一历史实践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业绩和主动性，以及它们在历史实践中的精神形象——性格、心理、感情、情绪等。这既是作品社会价值的核心，也是作品艺术魅力的根由。“赵树理、孙犁、柳青、李季等正是遵循这条路子，长期和人民大众一道从事前无古人的社会实践，体察他们当家作主的心态和感情，才在作品中成功塑造出已经成为历史主人的崭新的工农兵形象，开创了由新的生活美转化为新的艺术美之先河。”
唤起工农大众的文化自信
梁向阳表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发生了几个转变：一是自觉地深入工农兵生活、向工农兵学习，从而有了“大众化”的角色转型。这种“大众化”的转型，是情感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的转变。二是主动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真诚地讴歌工农兵生活。
梁向阳介绍说，《解放日报》1945年5月15日发表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本身是战争题材小说，但作者却别具眼光，通过温馨而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凸显身处战争但依然景美人美的白洋淀，刻画白洋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塑造美丽而善良的女性形象，说它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也不为过。
“这些‘新的人民的文艺’，具有了‘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特点，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与‘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唤起了长期处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大众的文化自信。”梁向阳说。
（光明日报记者 张哲浩 王斯敏 杨永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