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重庆4月4日讯（李凡）导读-----今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称《民法总则》），标志着我国民事法律制度迎来了“民法典时代”。
专家对《民法总则》还有哪些新的解读？权衡利弊之下有哪些理性思考？未来对民法典的编撰还有哪些期盼？近日，来自高校以及司法审判部门的法律精英们，齐聚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就《民法总则》的宣讲学习活动展开了生动讨论。
开山之作
“作为重要的基本法，民法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面很广，所以不是一两天能够制定出来的。”当代著名法学家金平教授，从1954年起，先后三次参加新中国的民法起草工作，也是我国唯一健在的第一次民法典起草专家组成员，他认为，制定《民法典》是一个巨大又艰巨的工程，在世界各国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都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
“《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开山之作，用了半个多世纪，相比起来还算是比较快的，它的颁布为了我国下一步制定整个民法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说。
“总则的通过，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特有社会类型的一种智慧、勇气和理性的表现。”在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刘云生看来，一部好的民法典，应该具备“三性”，即民族性、时代性和国际性。刘云生说，《民法总则》的第十条中，直接将习惯作为一种法源，这应该是很大的一个亮点，是我国民法里民族性最大的体现。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符合了互联网时代新的要求；对胎儿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民事权利的保护，则体现了一种世界性的、普世性的价值。“但说到未来立法需要注意的地方，就必须考虑实现价值和逻辑的双向统一。”刘云生补充说。
遗憾和担忧
然而，有些学者也表示出一些担忧。
“在适用的过程中，还可能面临很多问题。”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宗宇指出，《民法总则》里没能把国家和农民集体列为民事主体；将习惯作为了法的渊源，但当习惯不适合的时候，法理却没能作为法的渊源；规定了对英烈的保护，但遗憾没能对死者的人格利益保护作出明确规定等……他列举出了自己的担忧所在。
“三十年前，中国刚刚从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我国出台了《民法通则》，随着社会发展，我们现在制定了《民法总则》，按照正常的逻辑，总则里确立的基本原则，应该在分则完善的基础之上，对分则进行‘公因式’的提取。”中国法学会会员、重庆仲裁委仲裁员王洪认为，要在立法基础上，解决好提取公因式的科学规划与发展问题。“《民法总则》应该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产物，它不应该是我们的终极产品。”他提到。
《民法总则》的颁布，也对审判员们提出了新的要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彭贵认为，许多部门法颁布的时间跨度太长，法治观念却没能及时转变，所以部门法的冲突之间本身比较大。“如果总则和具体规定出现了矛盾，这样就增大了法官适用法律的难度，法官在审判时就必须吃透里面的原理。”彭贵补充道，在司法裁判当中，普遍关注的问题包括对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虚拟财产的权益保护，如果没有具体的规定，在适用法律时就会面临裁判依据不足的问题。
历久弥新
“民法典不是一种单位的规则设计，它更是一种精神、理念，或者是一种文化。”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赵万一指出，制定任何一部法律都会留下缺憾，有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有的被采纳，这本身也是正常的。正因为有缺憾，才有生命力，也为法律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研究平台。要充分利用《民法总则》它特有的价值功能，特有的一些制度设计，并借助于其他法律的配合，推动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的进度。
“就像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仅仅156条，站在学者的角度，很多人认为它太简单、太粗糙，有太多的遗憾，但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在经济和法治建设的逐步发展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民法通则》对于国家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张玉敏认为，按照《民法通则》的经验来看，有些学者虽然出现种种遗憾和担心，但在法治社会建设当中，《民法总则》产生的积极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历久弥新，我们应该在各项工作中更好地贯彻执行。“ 大家都希望在2020年争取把整个民法典通过，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要以质量为主，要使它成为一部优秀的，好的法律。”她最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