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国争着用“幸福感”揽人心

　　幸福指数，似乎成了近来很多国家在GDP以外的更高层次追求。一些国家很花心思地要将幸福感固化为一项政策指标，甚至写进宪法。尽管全世界的民众都愿意从心底相信，将幸福感纳入国策的轨道，真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可在现实中，任何一国谋划的“幸福计划”都遭到了质疑。英国刚宣布将按期检测公民幸福感，就被分析家看出了其在经济政策失利后安抚人心的用意；巴西要把“寻求幸福”写入宪法，随即就被抨击“不要误导民众以为通过法律就可以获得幸福”。而各类“幸福国度排名”也相差甚远，今年美国一著名调查公司的此类排名中，北欧多国占据榜端，中国位列125；而在英国人去年搞的排名中，最幸福的都是拉美国家，中国位居20，美国列在114位。或许，“幸福是什么”是一道在民间拥有无数答案的难题；而“幸福在哪里”则是各国政府迄今都未求解的难题。

　　强调幸福感不是心血来潮

　　英国国家统计局11月15日正式宣布，即将展开对国民“幸福程度”的调查，以便调整政策，让英国成为一个人人感到幸福的国度。负责此项调查的统计局局长吉尔·马尔德森解释说，这项工作早在首相卡梅伦2005年担任反对党领袖时就已提出，因此绝不是“心血来潮”。

　　英国《每日邮报》评论说，“关注民众总体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是卡梅伦大选中获胜的重要筹码。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在过去几年感到“不幸福”，不仅离富裕阶层的高品质生活越来越远，而且放不下薪水少得只够养家糊口的工作。苏格兰地区绿党领导人帕特里克·哈维认为，其实这是保守党政府在为早前出台了连串紧缩政策之后而采取的“摸底测试”，政府想知道在经济压力之下，老百姓的心理承受程度还能坚持到什么地步。

　　无独有偶，本月中旬，巴西参议院宪法与法律委员会表决通过了由巴西民主工党参议员克里斯托旺提出的2010年第19号宪法修正案。修正案建议，将“寻求幸福”作为公民的权利写入国家宪法，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很多媒体分析，巴西在这个时候提出超越“温饱问题”的公民幸福权利，与巴西这些年的国家实力上升并加大了社会领域投入有很大关系。

　　不过，“幸福感”这个主观感受层面上的东西，该如何被政府固化为政策指标？在对幸福的感受力上，社会各阶层间的差异该如何调和？这些显而易见的疑问被媒体迅速提了出来。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评论员菲利普·约翰逊认为，这样做往往会把政府的公信力逼到死角。约翰逊认为，国民的幸福感和政权的巩固程度早在苏格拉底或是孟德斯鸠的书中就已经提到了，可是没有一个国家所提出的国民幸福程度能够被民众广泛接受，因为决策者和民众在幸福满足程度上的底线原本就差得很远，况且没有一个政府会自掘坟墓般宣布，在自己的治理下，国民幸福度其实真的很低。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当英国面临大规模削减开支和经济不确定前景之际，不少政府官员对调查幸福感是否时机恰当表示质疑。《卫报》转述英国独立党欧洲议会议员高德菲·布鲁姆的话说，所谓的“幸福调查”，其实根本就是卡梅伦政府在为自己的经济改革政策不得力寻找的刹车缓冲地带，意在转移公众视线。

　　同样，在巴西认为幸福感只是主观感受、不应纳入宪法的人有不少。巴西天主教教会代表达尼埃尔表示，这“只不过是一种宣传造势活动，真正阻碍公民幸福的是贪污腐败”。巴西利亚大学一些学者称修正案“毫无意义”，“这只会让民众产生错觉，误以为可以通过法律获得幸福”。

　　幸福度调查不被民众看好

　　《环球时报》记者上周末在伦敦街头随机调查了十多位英国普通百姓，绝大多数人告诉记者“英国的幸福时代真的很难找”。一位老人说，被英国人称为“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背后藏着连年战争；引领世界的工业革命时代，其实城市环境异常恶劣，人与人之间唯利是图，诚信度非常低；相对来说，只有在1997年后的五六年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还算富足安稳，但好景不长，英国人很快就陷入了金融危机。英国华威大学研究员克里斯·波易斯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幸福不幸福也并不是政府能够努力实现的，关键在于最近数十年，英国人的价值观已经变得更加现实，甚至是过分看重物质利益，即便是政府拿出一个好方案，也未必能得到大批民众的支持。

　　在英国BBC等主流媒体的网站上，一位名叫约翰·司考特的网民说，最让他感到不幸福的就是每天要面对政府五花八门的税收。有网民甚至担心，在调查清楚之后，政府就知道该在哪些领域增加税收了。还有网民认为，很多年轻人都因为工作压力而无法结婚，独居自然不会带来幸福感，可是想要结婚没钱不行，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到经济因素了，然而这同卡梅伦首相谈的“暂不考虑GDP”的说法又自相矛盾了。

　　北京大学学者张颐武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民“幸福感”是目前全球新兴起的社会问题，一些国家尝试推动从单纯关注GDP到更多关注民众感受转型，以回应社会的要求，但这要有一个过程。而且，各国推出的这种“幸福指数”或“幸福感调查”目前大多处于研究阶段，很难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或指标。张颐武认为，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几十年来发生的一些社会动荡，往往不是温饱等基本问题受到威胁，而是“捍卫”舒适生活感受而发生的冲突，就像近来法国因为推迟退休两年引发的社会骚乱。他认为，英法等西方国家迫于经济压力等不得不削减民众福利，更重视“幸福指数”或“幸福感”的表态也是安慰民众情绪的手段。

　　2009年9月，法国总统萨科齐曾提出将“国民幸福”指数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参量，并有意将此做法推向国际。两个月后，法国战略分析中心就向政府呈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说96%的法国人感到“幸福”。对这样高的幸福比例，法国《新观察家》一位博客作者以强烈怀疑和讽刺的口吻写道：“这类调查重现了所有君主帝王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我的国民幸福吗？’如此高的幸福比例，只是暗示新总统‘让法国人重新与成功牵手’，而在他之前，法国人生活在自虐之中。” 　　幸福标准不同，排名不同

　　为什么欧洲人的个人幸福难满足，“幸福标准”在各国民众心中也不完全相同？“法国人永远不知足”是法国的一句俗语，这能很好地解释法国为什么隔三差五总会有游行和罢工。有法国人说，二战后法国人曾有过一段让人开心的“黄金时代”，那时连流浪汉都是载歌载舞的，因为他们的露宿街头是出于对自由和波希米亚风格的主动选择，不像今天很多人是在失业和酗酒的压力下才成为无家可归者。

　　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教授鲁特·韦恩霍温在1999年就创建了“世界幸福数据库”。他的调查显示，丹麦、荷兰等几个北欧国家名列幸福和快乐国家前茅，“排在前面的所有国家都是比较民主、男女平等、而且很富有的西方国家”，但美国人的幸福指数要比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落后大约10位。他认为影响“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是：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工作场所质量、与雇主关系及子女教育；个人选择度。

　　全球知名的美国民意测验和商业调查公司盖洛普也经常进行“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今年头几名同样是丹麦等北欧国家，中国大陆仅列第125位。盖洛普的研究人员主要根据每国“生活如意者”所占百分比，得出排名，受访者每天的“幸福体验”非常重要，如是否休息足够、受尊重、远离病痛及是否有益智消遣等。

　　在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去年对世界上14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幸福星球指数”排名中，前10名的国家中有９个来自拉美国家，其中只有450万人口、甚至没有国防军队的哥斯达黎加被列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位列第20位，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仅排第114位，其他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前的是荷兰和德国，但也在40位开外。“幸福星球指数”主要包括3个指标，即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寿命。

　　加拿大在各项“幸福”排名中的位置都很靠前，但加拿大也准备像英国那样对国民做类似调查。由于对幸福的理解不同，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居经常还在“幸福与否”的问题上互相嘲讽，比如美国人说加拿大税高，东西贵，而加拿大人则夸耀本国健全的福利；美国人讥讽加拿大医疗系统反应迟钝，经常误事，加拿大人则反唇相讥，说美国人“有钱才看得起病”；美国人讥笑加拿大人工资低，而加拿大人则认为，工资虽低但保障健全，加上工作时间短，工作压力小，日子过得其实很舒坦。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巴西人现在也有了新的理解。过去巴西法律对离婚有着严格的限定，离婚的法律手续和程序都非常复杂。随着妇女社会地位提高和幸福观的改变，巴西的离婚案件越来越多，于是一些人以追求个人和家庭幸福为理由，要求国家修改法律，简化离婚和再婚的法律手续。还有，巴西的同性恋逐年增多。同性恋者要求得到国家承认的合法婚姻，并且每年都要组织大规模游行。一些社会团体迎合这种社会思潮，发起了“幸福是人的社会权利”的运动。就在参议院审议讨论幸福权利之前，巴西广告商毛罗·莫托英就发起过“追求幸福是社会权利”的活动，并且得到了巴西艺术家和民间团体的支持。毛罗说：“我们要求国家承担义务，为民众提供条件，让民众能够追求有尊严的幸福。”

　　小国比大国更容易获得幸福感

　　不丹是最早提出用“国民幸福总值”(GNH)代替传统GDP的国家，该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并实施“幸福工程”。不丹衡量“国民幸福总值”的主观指标是“满意感”，具体包括发展社会经济、保护自然环境、坚持传统文化和实行民主政治等。2006年，不丹曾在英国一所高校的“世界幸福地图”排行榜中名列第八。但最近两年，西方很少谈论不丹的“幸福感”，毕竟这个只有大约70万人口的山麓国家给外界的感觉还是遥远和封闭，而且该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农民进城、环境污染等问题。对于是否只有“小国寡民”才最容易幸福的问题，哥斯达黎加驻华大使布尔格斯曾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幸福感，小国比大国更容易获得。”因此，他更愿意把哥斯达黎加与气候相似的中国海南岛做对比。

　　张颐武认为，像不丹等小国往往自认为幸福指数比较高，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环境比较封闭、物质生产不是非常发达，而且宗教和传统的力量仍然占很重要地位。实际上像在许多国家，一些偏远地区人们幸福指数往往比大城市居民幸福指数高。但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这样“幸福”的国家和地区会越来越少。张颐武说，在中国和许多新兴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受变化很快，特别是许多年轻人在高速发展中有一些感觉失衡是很正常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盯着的往往是发达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富裕阶层的生活。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还远远没到头，中国当然不能把GDP指数极端化，也不能把幸福指数看得极端化。中国人不应光看到西方人那种大房子、大车子这些物质带来的幸福，也要看到别人是通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发展才得到的。▲（本报驻巴西、英国、加拿大、法国记者 吴志华   纪双城 陶短房 张雨 本报记者 郭孝伟）

责任编辑：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