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沙龙成中东战争英雄主政时代绝唱
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让以色列最后一位参加了五次战争的老兵退出了政坛,犹太人的“沙龙时代”结束了。
战争,创造了现代中东传奇年代,沙龙则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
但每一个史诗般的英雄,包括“生存大师”阿拉法特,“大马士革雄狮”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小个子国王”约旦的侯赛因,都最终没能逃过时间这个最无情的敌人。放眼中东,沙龙之后,再不可能有这样传奇的强人了。
随着这个时代的终结,中东局势也正发生50年来最深刻的变化。伊拉克战争改变了中东的政治生态,以色列战略优势更趋突出,美国军队直插阿拉伯心脏地带,新的中东政治秩序正在形成中。
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前首脑、战略学家海勒威预言:现在的中东,可能正发生一场比20世纪初列强瓜分时更剧烈的转变。
国恨家仇
五次中东战争让阿以之间仇深似海,两次海湾战争让美国挥师沙漠。两伊战争,黎巴嫩内战,也门南北冲突,库尔德人起义,大大小小的冲突延绵不绝,无数平民的生命化为历史的尘烟。
中东战争期间,沙龙、阿拉法特等一个个风云人物以军人身份走上历史舞台。 阿萨德、侯赛因、萨达特都曾长期在军中服役,阿拉法特是著名的游击战领袖,拉宾在1976年赎罪日战争时担任以色列三军总参谋长。利比亚的卡扎菲最喜欢别人称他为上校。已沦为阶下囚的萨达姆,也是军人出身并靠政变上台。
犹太人似乎赢得了每次战争,却注定无法征服数以十倍计乃至百倍计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如汪洋大海包围着以色列这个孤岛,却也无法将这有限的犹太人征服。
但强硬,勇猛,生命力顽强,是这些传奇人物的共同特点。
“生存大师”阿拉法特曾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82年,黎巴嫩战争,时任国防部长的沙龙率数万以色列大军兵临贝鲁特城下,阿拉法特在危急中被迫登上一艘希腊舰船,漂向新的流亡之所。10年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巴勒斯坦,他俯下身亲吻这片土地,泪流满面。
因为黎巴嫩的大屠杀事件,被称为“屠夫”的沙龙千夫所指,被迫辞职。
你死我活的斗争,注定阿以仇深似海,也注定了中东和平的命运多舛。
2000年“大马士革雄狮”阿萨德在壮志未酬中去世,“赎罪日”战争中叙利亚虽然前期有所胜利,但最终没能夺回戈兰高地。这是阿萨德至死的痛,1967年6月以色列侵占大片阿拉伯土地奠定直到今天的战略优势时,阿萨德刚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不久,目睹国家的惨败和耻辱,他闭门三天未见外人。叙以矛盾也成为今日中东最难化解的坚冰。
壮士断腕
以色列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佩雷斯在《新中东》一书中说:一场战争的结束,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经历过战争残酷的将军,有时确实更知道和平的可贵,更有媾和的决心和远见,也更能说服民众接受“痛苦的让步”。拉宾如此,沙龙也如此。
拉宾有一句名言:“相信我,2万或4万名示威者的呐喊,远不如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流下的眼泪更令我震撼……我是一个经历过‘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
第一次海湾战争后,支持萨达姆的阿拉法特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立,被迫放弃革命恐怖主义路线。他的橄榄枝和拉宾的橄榄枝连在了一起,“勇敢者和平”正式启动。拉宾、阿拉法特,还有时任以色列外长的佩雷斯,荣膺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
“赎罪日战争”的惨烈,也使有远见的政治家陷入思考。以色列总理贝京终于体认到:犹太人不可能依靠枪炮获得安全;埃及总统萨达特也清楚:用武力从以色列手中收回西奈半岛纯属梦想。萨达特勇敢地对耶路撒冷进行了访问,随后缔结了1978年戴维营协议,撕开了阿以铁幕间的第一道缝隙,他和贝京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沙龙完全掌控政权后,他也面对现实开始转型。晚年沙龙有着极强的历史使命感,他以铁和血改变了中东和平进程:他撤离加沙,粉碎了极右翼犹太人的“大以色列”迷梦;他退出利库德集团,另起炉灶组建前进党,重写了以色列的政治版图。
此前,他不顾中东局势彻底崩盘的危险,“定点清除”了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及其继任者兰提西,封杀了阿拉法特,并建立了对以色列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隔离墙。
沙龙以“推土机”的作风,完成了从一个狭隘鹰派人物到一个理性政治家的转变,他的“狐步舞”让世界刮目相看。他的个人命运,已同和平进程紧紧相连。
但在中东这片淌血的土地,和平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10年前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拉宾的生命,鲜血染红了他“和平终将实现”的讲稿。萨达特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英雄何竟仆倒”,这是一个极右翼犹太拉比以《圣经》中扫罗王被杀典故,向沙龙发出的“追杀令”。撤离加沙后,一些以色列极右势力视沙龙为犹太人的“叛徒”。以总统卡察夫也警告:小心拉宾的悲剧在沙龙身上重演。
但最难以预防的敌人,却是时间。
77岁的沙龙显然明白这一点。他最近两年以让他的追随者喘不过气的快节奏推出重大举措,就是在和时间及健康赛跑,但他毕竟廉颇老矣,力不能支了。
英雄末路,壮志未酬!这是个人的悲剧,何尝不是时代的悲剧?在萨达特、拉宾、阿萨德的葬礼中,同样的悲壮,扑面而来。
几度风流
在沙龙和阿拉法特之前,摩洛哥、约旦和叙利亚已由新生代领导人当政,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权力继承也在铺垫当中。
新生代大多在三四十岁,大致可划分为第四代——第一代,从二战到1956年西奈战争;第二代,从西奈战争到1973年赎罪日战争;第三代,从赎罪日战争到1991年海湾战争:第四代,海湾战争至今。
沙龙的情况有所特殊,他在2000年后才上台,但他的影响,则早在西奈战争时即名扬天下。
事实上,在以色列政坛,也只有沙龙和佩雷斯属于“老一辈领导人”,其他人都可归为“少壮派”,如利库德集团新主席内塔尼亚胡、工党主席佩雷茨和沙龙的第一副总理奥尔默特,都是小他们约20岁的“孩儿辈”。
作为一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东强人,沙龙以过去两年的稳扎稳打,本已为自己奠定了中东问题“终结者”的基础。他希望在他手里彻底解决犹太人的和平与安全。但很遗憾,他最终仍必须把这个难题,留给以色列的新生代。
沙龙最后的转变,有其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但也是顺应了中东的历史大趋势:以色列的战乱环境在空前改善,正是媾和的千载难逢的时机;以色列民意正趋向“中间化”,渴望在局部让步的前提下实现和平。作为一个想留下政治遗产的战略家,必须有勇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
中东新秩序正在形成。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横亘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间的铁幕,已开始消除。
随着美国军队深入中东心脏地带,彻底改变了中东的政治生态。同时,与以色列诞生之初,阿拉伯世界希望将犹太人赶进大海的情绪不同,现在的阿拉伯民众,已基本接受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
世易时移,沙龙在改变,其他中东国家也在转型。
阿萨德的继承人巴沙尔,已谨慎地向以色列伸出橄榄枝,要求就戈兰高地问题恢复谈判。叙以这块中东最牢固的坚冰,出现消融的迹象。阿拉法特之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库赖都主张和谈,也力主停止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哈马斯虽然保持着一贯的强硬,但放弃恐怖、走入政坛,也是一个大趋势。
沙龙的离去,让看似平坦的和平道路又拐了一道弯。这就是中东,总是平地能起波澜,让人无奈,也让人扼腕。
但时间,总会抚平一切。就像没有萨达特的埃及,未曾天下大乱,离开了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也在正常运转。缺少了沙龙,自有更年轻的新生代,他们虽然没有可与沙龙匹敌的战争资历和崇高威望,但也许,他们更有创造性的思维,去解决中东最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