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三年记 后果褒贬难评

　　1月23日，埃及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在开罗举行示威活动，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如果让2011年积极参加“革命”的穆斯塔法·拉贾德看到这一幕，他也许会厌恶地骂一句“蠢驴”。CFP供图

　　1月25日，对阿拉伯世界而言，是个大日子，以此日起事而命名的“一·二五革命”，导致穆巴拉克在埃及31年统治的快速崩溃，进而被埃及人视作不亚于颠覆法鲁克王朝“七月革命”。由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位和超级分量，“一·二五革命”几乎是突尼斯事变惊雷引发的一场雪崩，它宣告“阿拉伯之春”的来临。此后，从北非到西亚，从共和国到君主国，这场社会变革的运动在中东决堤奔流、摧枯拉朽、泥沙俱下，引发广泛而深刻的地缘关系裂变，重构政治版图。

　　3年后，回首这片被罕见政治大洪荒洗刷的阿拉伯土地，竟然让人发现，“阿拉伯之春”的后果既无法简单褒贬，也难以一言名状。

　　俯瞰大地，阿拉伯浴火求变

　　3年前，社会和经济发展处于中上水平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相继因暴力执法个案引爆蕴蓄已久的民怨火山，在半数以上阿拉伯国家引发剧烈震荡的“多米诺”效应，势能巨大的底层变革冲动导致一系列后果：

　　首先，阿拉伯社会内部彻底释放孕育和发酵多年的沉闷、彷徨、不满、怨恨、痛苦和愤怒，这种求变本能的释放虽然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和随意性，但是不同于以往的对外战争，或自上而下的流血或不流血政变，它体现阿拉伯民众作为历史承载与塑造主体的角色，完成了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帝反殖反封建”民族解放运动后的二次放量宣泄。这也就是阿拉伯舆论何以正面肯定这场剧变的主流和本质所在。一句话，“阿拉伯之春”是人民求变的集体冲动。

　　其次，这场春潮荡涤了捆绑阿拉伯共和国家进步的僵化政体、家族统治、集权制度、老人威权和小团体利益，终结强人时代并开辟公民主导新社会和宪政治理新天地。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进入多党制衡、公投票选和轮替竞争的初级轨道；民众愿望和声音得以在阳光下自由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得以在共同制订的规则下公平、透明和有序争取。

　　当然，多年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秩序一旦打破，其重构难度远非革命前想象的那样一蹴而就。这些经历深刻历史革命、暂时天下大乱的共和制国家，普遍人心失和、政局动荡、经济凋敝、社会乏序和治安恶化，承受着剧变引发的撕裂、剧痛、流血和牺牲，甚至引起部分民众的懊悔和怀旧。

　　此外，最缺乏民主、民权要素的阿拉伯王权国家，却因财力雄厚和民生无忧，不仅躲过革命的洪水猛兽，而且抱团取暖、扩大阵营，并因势利导将这毁灭性的荒火引向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共和制国家，进而形成一个让世人颇为质疑的表象：“阿拉伯之春”究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春潮，还是巩固保守制度与力量的寒风冷霜？我宁愿相信，这种王权国家的反攻倒算，只是社会前进潮流中的漩涡和回流，它改变不了“阿拉伯之春”的总体走向。当然，这类似悖论的现实向世人展示了一条朴素而残酷的治国原理：缺乏民主、民权也许导致革命，但民生失败一定会导致革命，因为，“民以食为天”。

　　诸神的争夺，潘多拉魔盒之乱

　　概览阿拉伯之春3年光景，这场缘于普通民众，旨在改善民生、民权和增加民主的革命，也打开了中东地区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古老的精灵，这精灵远比民族国家、现代政治和民族英雄更有历史传承，更具凝聚力、号召力和驱动力。这就是宗教与世俗矛盾、宗教派别斗争和种族摩擦，而且不仅普遍存在于剧变后的每个国家，还成为超国家、超民族和超文化的地域之战。这种彼此矛盾、你中有我却又你死我活的复杂关系，成为“阿拉伯之春”释放的巨大负能量，一如揭开曾经尘封多年的黑暗地牢，使奄奄一息的诸神重焕活力，捉对厮杀。

　　无论是埃及、利比亚、突尼斯还是也门，甚至摩洛哥这样的王权国家，宗教党派第一次大面积获得名分，公开角逐权力、施展抱负。在此过程中，基数强大、更合现代气候的世俗力量以各种公开与不公开、和平与非和平的方式争夺社会生活的主导权，也捍卫着基于个人自由的精神世界和呼吸空间。在其对面，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萨拉菲分子、伊斯兰拯救阵线等旗帜鲜明的宗教团体或党派，尝试通过议会民主框架让政治现代性回归伊斯兰主义，让国家认同臣服于信仰皈依，让社会生活规范于宗教法典和先知举止。

　　受信仰之争溢出的影响，伊斯兰教派与基督教派之间的摩擦、冲突死灰复燃；伊斯兰逊尼派中温和阵营与激进阵营出现龃龉；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明争暗斗空前激化，甚至阿拉伯人与科普特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也被撕开绷带。这一切使得“阿拉伯之春”的长尾横扫革命缘起的目标堤坝，大有冲决地区力量板块和重新洗牌的势头，进而使原本让人眼前一亮的阿拉伯社会自我革命，正褪去当初的光泽，逐渐蒙上复古和血腥的阴影。

　　埃及革命，在进退中折腾

　　“一·二五革命”前夕，埃及结束穆巴拉克倒台后的第六次“公投”和第二次“修宪”，推出“塞西版”临时宪法。塞西，“穆兄会”上台后由首位平民总统穆尔西提拔的军队统帅，竟在民选政府履新仅一周年之际，发动政变接管政权。埃及舆论称这一事件为“二次革命”；非洲联盟指控政变非法并违反非盟宪章，中止埃及成员国资格；美国则以默认埃及军方对宗教党派的铁血打压；恐惧“穆兄会”平权理念的沙特阿拉伯率海湾产油国慷慨出资120亿美元，公开为埃及军方撑腰，用诱人的石油美元告诉囊中羞涩的埃及民众，他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执政者。

　　因此，“塞西宪法”公投，票决的不仅是治国之法，首先是对那场政变的背书。官方统计表明，5200多万合法选民中超过55%的人参与投票，支持率在9成以上。无论投票率还是得票率，均高于“穆尔西宪法”的公投结果，这说明一党独大的“穆兄会”，在埃及只拥有局部优势，而不代表多数民意。否则，无法解释政变前夕1800万人上街示威逼穆尔西下台的无情现实。

　　“穆兄会”确实缺乏足够的博弈智慧和执政经验，更何况埃及一夜间从专制主义荒漠转换为民主自由湿地，高喊民主却又缺乏规则意识的党派，公平竞争却不肯接受失败的权力角逐者，迷信街头运动、瘫痪国家和绑架他人意志的草根群众，一并汇成持续3年的乱象：示威频仍，骚乱不断，流血难止，民生更艰。瘫痪的国家、迷茫的前途和世俗主义的持守，唤醒埃及民众对军人统治和强人治理的迷思，并借助“塞西宪法”重建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统治。历史在某种层面上出现倒退，也许是宏大进程中的小步刹车，因为埃及不想跑得太快而彻底失去自己。

　　叙利亚迷局，三起三落一变再变

　　纵观“阿拉伯之春”，最让人看不懂、跌眼镜的是叙利亚棋局。3年前，当怒火从南部小城德拉燃烧时，它的确预示着一场民主、民生和民权革命，而且由于当局的迟钝、犹豫和侥幸导致峰火四起。但是，随着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君主国的快速介入和资助反对派武装，叙利亚动乱的性质逐步发生变化，蜕变为瓦哈比主导的逊尼派与阿拉维为“首恶”的什叶派教派角逐，蜕变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种族对决。一如笔者3年前所言，“阿拉伯之春”在叙利亚进入拐点：以共和制国家政权变更为主要特点的剧变将在这里终结，无论巴沙尔政权命运如何；由突、埃、利、也等国延续而至的民主、民生和民权革命，在叙利亚转化为传统的中东地缘政治厮杀。

　　海湾君主国直接介入，“基地”组织找到新战场，伊朗全力驰援协防，真主党民兵越境打游击，以色列空袭阻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甚至连美欧国家的极端分子都麋集叙利亚参加所谓“圣战”。中俄极具战略眼光的三否安理会决议草案，法国、美国接踵而至的大选，反对派的窝里恶斗，以及巴沙尔政权不俗的战场成绩，一并构成叙利亚既不同于利比亚也不同于也门的复杂态势，使得正从中东、中亚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的美国更加无力无心军事干涉。

　　3年过去，叙利亚战局尚不明朗，但政局已脉络清晰：内乱已由最初的民众变革升级为“春秋不义战”，又因“基地”组织等恐怖力量的坐大和泛滥，变性为恐怖与反恐怖之战。叙利亚放弃化学武器，不仅免去可能改变命运的外科手术打击，延长至少一年的寿命，并为迫使反对派及背后主谋接受和谈打下基础。

　　费卢杰失陷，恐怖主义的癌变和扩散

　　“基地”组织打入叙利亚，客观上在大国视野里改变了这场内战的性质和走向，反倒拯救了巴沙尔政权。但是，美国的战略收缩和始料不及的“阿拉伯之春”重创大中东原有格局，导致“基地”组织为病灶的恐怖主义癌变和扩散。“基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松散跨国组织和恐怖袭击模式，并未因本·拉登的毙命而终结，相反逆势扩张。扎瓦赫里成为新的统帅和精神领袖，被铲除的地区干将扎卡维、穆萨维、奥拉基和哈基姆等纷纷有了接班人，“基地”组织甚至孵化出新一代炸弹专家，升级了恐怖装备和袭击手段。

　　随着本·阿里、穆巴拉克、萨利赫、卡扎菲等西方反恐盟友的倒台，以及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逐步撤离，几年前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为主战场的“基地”组织成员及其同盟军迅速呈现北上、西进和南下的总态势：开辟新的叙利亚战场，复活一度沉寂的伊拉克战场并使二者贯通，不仅在叙利亚成立“闪姆伊斯兰酋长国”，还夺取伊拉克重镇费卢杰，建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过去3年间，“基地”祸水还沿地中海东岸向南渗透，进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埃及西奈半岛，并频繁发动血腥袭击。此外，“基地”组织余孽还在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地区死灰复燃，使这些经历革命阵痛的国家重温恐怖袭击噩梦。去年9月，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奔袭东非大都会内罗毕，制造震惊世界的“西门血案”，这清晰地表明，“基地”跨越撒哈拉沙漠并与黑非洲本土恐怖势力形成同盟，遥相呼应。

　　在“基地”组织成员眼里，一切世俗政权都是敌人，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大小“魔鬼”的帮凶，要解放伊斯兰的土地，必须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发动袭击，诱使对手开辟战场报复杀人，进入制造新的伤亡和仇恨，培养更多恐怖分子，再发起更多进攻，直到让美国和西方世界像罗马帝国般竭血衰亡。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和无序，为恐怖分子滋生和壮大提供了百年一遇的最佳气候和土壤。

　　结尾

　　3年前，“阿拉伯之春”大幕初开，笔者曾评价说，“阿拉伯民众的觉醒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带给世界新的希望，阿拉伯文明复兴的启明星也以前所未有的光芒在历史的天空闪烁”。但是，3年来的乱局告诉我们，这场变革仅仅是一场表层变革，至多解放了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社会资源，但是，没有实现民众理性和心灵的解放；至多推翻了一茬强人和专制统治，但是，并没有埋葬民众内心的威权迷信和精神桎梏。一场流于表层而没有深刻触及文化、观念、传统甚至信仰的革命，注定难以完成对阿拉伯民族的历史救赎。在三大文明系统的博弈中，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必然继续整体徘徊不前，大大滞后于美国为代表并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文明，滞后于中国为代表并正快速崛起的东亚文明。

　　“阿拉伯之春”确实已经来到，但是，它更像是昙花一现的虚假春天，而不是花开遍野、暖水奔流、让人感到生机无限的真正春天。

　　（作者为博联社总裁、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