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正职晋升模式分析:13位履新前是党委副书记

　　目前，全国31个省级人大、政府、政协依照法律程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他们无疑是执政骨干和中坚力量。

　　新的省级三套领导班子的新任“一把手”，尤其政府正职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盘点此次地方两会，出现的“新人”“新语”“新风向”，无疑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地方治理。

　　9位省级正职引人瞩目：党委副书记和政府常务副职是主要“候补”

　　此次省级人代会共产生9位新任政府一把手。此次地方两会的一个醒目特征是，有8位代省长(市长)在人代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并转正。这8位转正的新任省长(市长)是：北京市长王安顺、浙江省长李强、吉林省长巴音朝鲁、陕西省长娄勤俭、山西省长李小鹏、贵州省长陈敏尔、四川省长魏宏、上海市长杨雄。

　　统计发现，这8位新任省长(市长)升任前的任职均是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或省级政府常务副职。具体来说，省委专职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各占一半：王安顺、李强、巴音朝鲁和陈敏尔，履新前均任所在省(市)的党委专职副书记；娄勤俭、李小鹏、魏宏和杨雄，履新前均任常务副省(市)长。1月29日西藏自治区产生的新主席洛桑江村，履任新职前是政府常务副主席。

　　统计其他22个省级政府首脑的履历发现，晋升模式属于上述两种模式之一的共有14位(9位由专职副书记任上晋升，5位由政府常务副职任上擢升)；剩下8位的履职模式大致有中央部委“空降”、央企负责人转任、地方重要城市市委书记升任、异地平调等4种模式。

　　也就是说，31个省级政府一把手履任新职前，13位是党委专职副书记，10位是省级政府常务副职，其他模式8位。换言之，在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和省级政府常务副职共同构成省级政府首脑最主要的“候补”基础上，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最终升任者超过了省级政府常务副职，成为省级政府首长的第一“候补”。这凸显出，党在人事组织任命上逐渐规范化，地方领导人的更新渐趋制度化。

　　多省任职经历更加丰富：升任更高岗位前，有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

　　新任省长(市长)的一大特点，即多省任职经历大大加强，富地方经验。这也是中国政治精英选拔录用不同于西方的一大优势：在升任更高岗位前，必须经历实际工作锻炼，积累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

　　进一步统计发现，9位新任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中，吉林新省长巴音朝鲁具有三省任职经历，北京新市长王安顺、贵州新省长陈敏尔均具有两省(市)任职经历。其余6位则具有本省优势或交叉经历，例如浙江新任省长李强在家乡浙江工作30余年从未离开，四川新省长魏宏从1982年到四川工作以后，30年来他从一个县人事局干事一步步做到省长。而交叉任职的代表山西新任省长李小鹏，之前一直在大型能源型央企工作，2008年转到能源大省山西省任副省长，成为“商而优则仕”的典范。十八大上，李小鹏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统计还发现，相对于2007年十七大时，约2/3的省政府“一把手”(21位)只有一省领导经历，9位具两省领导经历，1位具三省领导经历，此轮换届后的3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多省任职经历大大提高，地方经验更加丰富。具体来说，只有一省任职经历人数下降到15位，具有两省任职经历人数增加到11位，而具有三省任职经历的人数则达到5位，他们分别是吉林的巴音朝鲁、黑龙江的王宪魁、湖北的王国生、湖南的徐守盛、甘肃的刘伟平。

　　基层稳则社会稳，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基层。因此，拥有和熟悉基层管理经验已成中共干部选用的重要环节和标准。可以说，只有在基层中得到了历练，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才可能胜任在更高层次上面临的治理挑战。

　　法治意识 廉政意识强：廉政言论深刻洞悟十八大精神

　　盘点新任省级政府一把手的“述职演说”，发现法制、清正廉洁是他们最为强调的内容。四川新任省长魏宏在三分钟的述职讲话中表示：“始终把法制放在心中，把廉政放心中。自觉把权力规范在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不讲特殊，不搞特权，建清廉政府，做清正干部。”浙江新任省长李强履职后首次表态：“率先垂范，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干净办事。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自觉把权力的运行规范在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

　　随着社会进步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某些地方领导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行事风格，“人治大于法治”陈旧治理模式，已经失效，而且民怨很深。纵观成功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无不崇尚法律治国的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后十八大的中国有一个醒目现象，就是反腐败越来越“动真格”。十八大上刚刚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省部级官员李春城的落马，就表明了党反腐败的坚定决心，堪称“习李新政”的第一击。可以说，无论是高层领导人还是地方主政者，都深知腐败是党执政权威的最大侵蚀者，是党执政地位的最大威胁。所以，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人民关注的重点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新任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的廉政言论，正是深刻洞悟十八大精神的体现。

　　中国的法治愿景、清明政治能否实现，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作用不言而喻。

　　作风务实 不空谈：作风关系政府公信力以及党员品质

　　新任省长的“新语”里，无不透露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执政理念，给外人展现出务实、不空谈的印象。上海新任市长杨雄就在新班子见面会上说，要“善听”“智行”，解决市民“揪心”的问题。他在“就职演说”中坦言，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政府工作中还有不少欠缺，包括环境问题、就业压力、看病难、教育资源不平衡、交通拥堵、城市安全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也很揪心。我们有责任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好。这是人民群众的期盼，也是我们这届政府的职责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最大的政治优势便是密切联系群众。但近些年的一些案例显示，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坏作风，引起了很大的民怨，与人民群众脱离的危险越来越大。任其发展下去，不仅政府的公信力会趋于式微，甚至会威胁到党的执政根基。另外，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所以，能否务实不务虚，改进工作作风，打牢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不仅关系到政府公信力问题，也关系到对一名优秀党员高级干部的检验问题。

　　更具现代治理风格：更偏向于柔性治理、弹性治理等现代治理风格

　　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建设”、“人均收入翻番”“美丽中国”等执政课题，新任省长除了是地方政府一把手之外，大多数还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四川新省长魏宏、上海新市长杨雄除外)。他们的施政思路、治理风格对中国的未来将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是“50后”“60后”的一代人，年轻，高学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网络等新媒体的适应力更强。可以说，中国政治生态正在发生着变化。传统执政思路和陈旧思维开始行不通，现代政治在中国逐渐开启。这就要求作为地方治理的中坚——省级政府一把手要逐渐适应现代公共行政。迹象显示，新任省长们更倾向于，决策时纳入更多的民主程序；执行时强调更多的监督；处理社会矛盾时，更愿意妥协让步，而不是一味打压“扣帽子”。换句话说，相对于刚性治理风格，他们更偏向于柔性治理、弹性治理等现代治理风格。

　　政协主席任职呈现新特点：干部履新政协不是仕途“终点站”

　　31个省份的政协主席已经全部产生，其中有13人为首次当选。

　　新当选的政协主席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醒目特征，是年龄普遍更年轻。1962年出生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吉林当选北京市政协主席，成为两名“60后”省级政协主席中的一位，另一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不都满金。类似的还有恰当处理乌坎事件的广东新任政协主席朱明国出生于1957年。一批年轻干部和资深干部履新政协，能为地方政协管理带来新思维、新气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有更广阔的从政前景。

　　与政协有关的另一新动向是，政协干部的对外交流有所加强，地方政协机关干部调任党政要职现象增多。这改变了一般认为政协是干部的“终点站”、很少有干部交流到党政机关的传统看法。这方面的典型引例是，北京市政协原主席王安顺、吉林省政协原主席巴音朝鲁在此次地方两会中分别当选为北京市市长、吉林省省长。

　　可以说，政协干部升迁渠道的拓宽，与近些年党对政协工作的逐渐完善有关。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接着，2006年2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空降”、“调任”政协主席，便是“加强和改善”的路径之一。十八大报告则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对于从政协主席到政府首长这一打破传统和惯例的干部官员任职方式，说明了中央在选拔省一级政府的行政首长时，更希望这些干部官员能多一些执政经验，而以“政治协商”为要务的政协在这方面具有潜力和优势。

　　另外，此次地方两会选举产生12位新的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除了政治局委员兼任省(市)委书记的省份，以及西藏、新疆自治区外，其余省份均由党委一把手兼任。(张广昭 陈振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