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为何离你越来越远？

　　林鹏松住的北京市丰台区的地下室被隔成117户隔间房。不仅如此，北京早高峰堵车，不算远的路程林鹏松要走1小时40分钟。堵车中他在公交车上小睡一觉。刘飞越 摄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数据显示，2012年年底北京常住人口达2069.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0.7万人，是北京近年来常住人口增量较少的一年。

　　在常住人口增量减少的同时，北京暂住人口也开始出现下滑趋势。2011年，北京市暂住人口减少量大于常住人口增加量，显示外来人口正在离开北京。

　　这些人群中，有蜗居出租屋里的大学生，有怀揣城市梦的外来务工人员，也有自食其力的个体户。高昂的安居成本，巨大的职场压力，并无竞争力的薪水，让他们不得不对北京说“再见”。北京的楼继续增高，他们却离北京越来越远。

　　存款追不上房价

　　来自广东的理发师许先生是今年春节之后离开北京的，离开之前，他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处高档小区，租了一个三室两厅的房子开理发店。租房合同是数年前签的，一个月6000元。

　　许先生雇了两个小工，都来自南方农村，每个人一个月2000元薪水。不过小工们干活并不积极，给客人洗头总是很快就洗完，然后看着许先生给客人弄发型。许先生知道，小工们是想学技术，学会了另立门户，否则也不会为了这么少的薪水待在他这里。

　　这几年开店成本不断上涨，让许先生有些力不从心，“从染发剂到人工费都在涨，客户不断被新开的大理发店抢走，”最后许先生店里几乎只剩下一些熟客，“熟客不能涨钱，甚至有些是免费的。”

　　压垮他在北京开店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租上涨。“春节前，房东给我打电话，支支吾吾，开始说我开店影响了邻居，后来又说自己有亲戚要用房子，最后拐弯抹角我终于搞明白了，房租到期了，房东要涨价。”许先生说，房东开出的新租价让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离开北京，是感觉没什么希望。”自己租住的小区，房价这几年翻了好几番，从每平方米1万多元涨到了4万多元，可理发的收费却没有上涨多少，自己的存款永远追不上房价。“原本能买下一个卧室的钱，现在也就值半个卫生间，这么干下去永远看不到头。”

　　今年春节，许先生带着在北京出生的女儿回了好几年没有回去的老家。“在老家亲戚眼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在北京做生意，有自己的店面，其实我什么都不是，永远融不进北京的生活，也不可能做成大生意，更不可能在北京安下家来。”他发现，自己多年存下的积蓄，虽然在北京买不起房子，但在老家开一家大一些的临街理发店绰绰有余，而老家县城里的中高档理发店并不多见。

　　离开北京之时是今年3月，他最后一次看了楼下的房价，已经破了5万元一平方米的大关。“但那已经和我无关了。”许先生说。

　　没有朋友的痛苦

　　来自河北农村的张光利，高中毕业后来京打工。为了谋生什么都干，当过保安，卖过衣服，还做过洗衣店店员，后来又去卖保险，最后一份在京职业是网吧里的网管。

　　为了节省成本，他曾在丰台南五环附近与别人合租了一间平房，夏天盖得密密麻麻的出租屋异常闷热，张光利就一个人在过街天桥上吹风，看着桥下的车来车往，每次都很想哭，想回家不干了，可是又舍不得这里。“给老家打电话，我都说我很好，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是什么滋味。”

　　在北京工作了六七年，张光利换了四五份工作，“最大的痛苦是没有朋友。一起干活的人就相处几个月，过了春节就各奔东西了，”没有朋友就没有娱乐，“没人陪我，也娱乐不起，生病了也无人问津。”

　　张光利最喜欢用手机扬声器放歌，有时甚至走在马路上也这么放着。

　　他告诉记者，自己知道，很多城里人看不惯他这样，但是好像只有这样做，心里好受一些。

　　后来他的娱乐是去网吧上网，只不过都选在夜里去，因为“刷夜”便宜。再后来，他还真找到了一份网管的工作，“其实用不上多少技术，就是到了饭点喊喊有没有人买盒饭，机器的线掉了帮着插上……”

　　今年春节，好几年没有回家的张光利回到了老家。“请小学同学去镇上吃饭，在小饭馆里看见菜单上菜价居然还有个位数，大多是十几元，惊讶不已。四个人我上来就点了四个菜，四碗面，同学们瞪大眼睛看着我，结果发现上来的菜量太大。在北京，我下不起馆子。”

　　过了春节，张光利来到石家庄找工作，不过他发现，在石家庄的“蓝领”薪水却比北京少了很多。“在北京做保安，或者网管，比石家庄能多出一倍的工资。”不过，令张光利感到开心的是，和自己一起干活的有一些是同乡，大家能聊到一起。“有朋友。”

　　北京像一个围城

　　在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做销售的安徽人陆岩兴，是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在老家做同样的工作，收入和北京差距不大，但是物价相差巨大，付出同样的劳动可以在老家买到更多东西。”他告诉记者。

　　“春节回老家，我发现我倒成了同学眼里的‘失败者’，不少没有考上北京的大学的同学都在县城或地市里买了婚房，我当年学习比他们强，却在北京住合租屋。”陆岩兴说。

　　与此同时，陆岩兴发现公司新聘人员的学历层次在增加，“连我们这种小公司，今年招聘居然还有很多研究生应聘……就业压力太大了，我们这些老人，完不成任务也得走人。”

　　最终，陆岩兴重新定位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北京“攒够在老家买房子的钱就走”。他也常常和北京本地的同事聊起来在京生活的不易，但这些北京本地的同事也有诸多牢骚。因为本地居民买车也得摇号，买房也限购，在买车和买房上，本地户籍和交税满五年的外地人没有太多区别。

　　“他们说，你混不下去还可以回老家，在老家‘吃瓦片’，我们北京人才是最惨的，只能在这里熬着，没有退路可走。”每次想到这些，陆岩兴也就释然了。

　　尽管有不少外来务工者最终选择离开，但依旧还有大量人口怀揣着梦想涌入北京，北京人口总量依旧在增加，人口总量从2010年的1961万人增长已经到去年的2069万人，并且还在继续增加。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已经接近顶峰，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也已远远低于国际严重缺水标准，北京一地的人口数量早在数年前就已突破2020年的规划上限。

　　“看着公司招聘时候，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面试，每个人都对北京抱有梦想，也抱有恐惧。在楼道里，我感觉自己就像下了战场的老兵，冷冷地看着他们，看着他们即将为北京的生活耗尽青春。”陆岩兴告诉记者，他已经快要攒够在老家购房的款项，剩下的事情，就是在老家找个媳妇，结婚，“北京像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唯一让陆岩兴犹豫的，就是老家的生活远不如北京多姿多彩，“别的不说，就连肯德基和麦当劳都没有。”（赵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