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族村官反对非法宗教被杀 三遗孤长大后继承父志
从4岁开始，孤独和恐惧总在不经意间潜入阿不力木提的梦境：“漆黑的旷野中，我孤单无依地躺着，心里特别害怕，爸爸站在远处望着我，我使劲呼唤他来保护我，他却离我越来越远……”
被噩梦惊醒后，阿不力木提常难以入眠，陷入对暴恐分子的恨和对父母深深的思念中。
1997年7月初，一伙暴恐分子深夜突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一处普通的维吾尔农家小院，33岁的下库木艾日克村党支书吐尔地·吐尼亚孜和妻子被暴徒残忍杀害，留下3个年幼的孩子孤独成长。他们分别是12岁的托乎提、8岁的阿娜古丽和4岁的阿不力米提。
17年后，三兄妹在政府资助下长大成人，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与无助，他们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沿着父亲的道路，与暴恐势力作斗争。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寻访维吾尔族三兄妹，记录他们特殊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
幸福生活戛然而止
阿娜古丽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凌晨3点，妈妈的叫喊声吵醒了熟睡中的兄妹俩，他们以为是父母拌嘴，哥哥托乎提安慰她：“别害怕，爸妈可能吵架了。”托乎提抱住害怕的阿娜古丽，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8点，托乎提经过父母房门时，看到满屋飞溅的鲜血，父母倒在血泊中，他惊恐地叫醒妹妹，跑到临近的姑姑家……回来时，家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家都在长吁短叹。
从那晚开始，原本五口之家幸福美满的生活戛然而止。
12岁的托乎提感觉“天要塌了”，他性格大变，遇到谁都不愿说话，他太思念父母，常常不自觉地跑到坟前，“我总觉得父母不可能死，想去把父母的尸体挖出来，一起继续幸福地生活……”
作为哥哥，他陷入了深深的无助和害怕中，“爸爸妈妈不在了，谁给我们做饭？谁给我们创造生活学习的条件？以后遇到困难怎么办？”
在此之前，父母从未给过这个大男孩任何压力，最多也就叮嘱他“放学后别欺负弟弟妹妹，把他们带好”之类的。
热情开朗的母亲承担了所有家务，兄妹三人似乎都继承了母亲爱开玩笑的乐观性格。母亲对孩子的照顾无微不至，每晚临睡前，她都会在每个孩子的床头放一颗煮鸡蛋，凌晨三四点钟，她叫醒孩子们小便，洗手后吃一个鸡蛋补充营养，再哄大家睡觉。
父亲则一门心思地扑在工作上，整天忙得像个陀螺，不是召集村民开会，就是埋头读书看材料。
“他是个过于严肃认真的人！”托乎提说，有时显得有点“专制”，家里那台小电视机是三兄妹的最爱，他们最爱看动画片了，可只要爸爸回家，他就会换到“新闻联播”、“阿克苏新闻”等节目，“他教育我们要了解国家大事。”
这段记忆让幼年时的托乎提很反感，甚至会与父亲拌嘴。托乎提说，“父亲虽然很少跟我们三兄妹一起玩耍，却很重视我们的学习，常常悄悄跑到学校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初中毕业后他自学中专课程，可算是村里的文化人呢！”
在阿娜古丽的记忆中，父亲似乎没有笑过，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据阿瓦提县史志办记载，1997年，非法宗教活动升温，拜什艾日克镇下库木艾日克村是严重村之一，乡党委调吐尔地·吐尼亚孜到该村任党支部书记，以期扭转这一局面。
当年5月10日上任后，他走家串户做工作，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多次召开党支部会议、村民大会，旗帜鲜明地揭露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本质，引导村民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农副业生产上、致富奔小康上；他还注重搜集报刊广播中有关民族团结教育的资料事迹为村民讲解。在其努力下，受宗教狂热势力影响的32名蒙面妇女揭去了面纱。
随着香港回归的临近，民族分裂暴力恐怖活动频频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吐尔地·吐尼亚孜白天工作，夜晚带班巡查，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一名通缉犯被绳之以法，就是他通力协助公安机关的结果。于是，他成了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
吐尔地夫妻被暴恐分子杀害后，葬于下库木艾日克村，每年都有干部群众谒墓追念，凶手后来被正法。
从脆弱到坚强
在姑妈家住了4个半月后，三兄妹被送往阿克苏地区儿童福利院。过惯了无忧无虑生活的托乎提成了一家之主，要扛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这份责任感压得他喘不过气。
4岁的弟弟阿不力米提是托乎提面临的首要难题。他无时无刻不在哭着找爸爸妈妈，尿床时哭、生病时哭、肚子饿时也哭，这让托乎提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安慰他，只好连哄带骗：“爸妈去很远的地方出差了，快回来了！”年幼的弟弟往往哭着哭着睡着了，这副模样让托乎提感到心疼，他不敢在弟弟妹妹面前哭，只有到了深夜，才能躲在角落默默流泪。
托乎提想不明白：“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要遭受这种苦难？为什么让我承受这么多？”他后悔当老大，弟弟妹妹做了错事，他会严厉批评他们。
在政府的资助下，除了吃住在儿童福利院，他们可以像普通孩子一样去上学。儿童福利院有一辆大班车，每天4次接送孤儿们去阿克苏市的公立中小学上课。
“我们兄妹仨最怕开家长会！”托乎提说，“辛苦学习了一年，成绩优异，却没人来表扬我们，换做以前，妈妈会做很多好吃的，买饼干、水果或学习用具作为奖励。”
一些调皮学生背地里会嘲笑他们三个没爹娘的孩子，托乎提说：“刚开始会跟他们争吵、打架，后来就懒得理了，我只能用学习成绩来证明自己！”
福利院的老师把三兄妹当作自己的孩子对待，细心地照顾他们的生活。一些陌生的叔叔阿姨常常看望他们，为三兄妹过生日、买漂亮衣服、可口的食物，逢节假日，还会收到不知名好心人的礼物。
托乎提渐渐从仇恨中走出，他开始懂得照顾弟弟妹妹，给他们补课、洗衣服，把好吃的都留给他们；弟弟妹妹也日渐懂事，学会安慰人、帮助人。
“那种莫名的无助感一直伴随着我到18岁，有一天，我突然觉悟了！”托乎提告诉自己，“父母迟早都会离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要接受这个现实！老人常说，18岁的男孩已经成熟了，必须要努力奔前程，如果我总是畏首畏尾，弟弟妹妹的将来岂不更可怕？”
托乎提决心扔掉所有的害怕和犹豫，给弟弟妹妹当榜样，让他们感受到哥哥是强有力的靠山。
在弟弟妹妹眼中，托乎提是个完美哥哥。“从高一开始，家长会哥哥再也没有缺席，这是我最高兴的事，终于有人给我开家长会了。”阿不力米提说，“有哥哥疼爱保护我，我不觉得孤单！”
托乎提去外地上学后，几乎每天与弟弟妹妹通电话，随时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每到放假团聚，阿娜古丽和阿不力米提常常提前好几个小时来到火车站等哥哥回家。
孤儿院的老师很羡慕三兄妹间的感情，“久别重逢时，弟弟妹妹都能把哥哥的脸亲伤了！”
成为警察、村官和军人
从小喜爱舞蹈的阿娜古丽成为三兄妹中最早作出人生选择的人。小学毕业后，福利院考虑将阿娜古丽送往阿克苏艺术学校深造，学习维吾尔族舞蹈。2006年，阿娜古丽毕业后考入阿瓦提文工团，成为一名舞蹈演员，常常下乡演出。
无论托乎提是否愿意，他都越来越像死去的父亲——严肃认真、做事干脆、不苟言笑。2005年，高中毕业后，托乎提考上新疆警察学院，他的愿望是当警察。“我不希望社会上再有像我们一样遭受暴恐分子迫害的家庭，我要与暴恐分子作斗争！”
2008年，托乎提警校毕业，他的同学大都留在首府乌鲁木齐工作，托乎提毅然选择回到家乡，考入阿克苏市公安局，成为一名警察。
此时，在托乎提心中，对暴恐分子的仇恨正在发生变化，他说，“以前，我希望能替父母报仇雪恨，甚至打探过杀害父母的人。但现在看来，从受害者角度报复的想法太过狭隘，作为一名警察，要通过法律手段制裁暴恐分裂团伙、消灭恐怖势力，见到一个打一个，直至斩草除根！”
在反恐一线工作，29岁的托乎提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和优秀破案能手，在一次次生死历练中逐渐成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每天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让他常年缺觉，但他仍挤出时间回村，在父母坟前回想童年时父母抓着兄妹的手行走的幸福……
经历了7年专业舞蹈演员生涯后，阿娜古丽突然改了主意，她要完成那个深藏心底的心愿——像爸爸当年一样在农村基层工作。2013年6月，阿娜古丽成了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乡塔木托格拉克村的大学生村官。
阿娜古丽告诫自己，在村官岗位上，要像敬爱的父亲一样，尽心尽力干好本职工作，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阿娜古丽在负责远程教育的同时，主动当起了村里“农家书屋”的管理员，农闲时帮助村民学习种养殖知识，讲解国家的惠民政策；她还发挥文艺特长，组织村里妇女每月给村民表演一场，一支20人的艾德莱斯模特表演队也成立了，不断丰富着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暑期，阿娜古丽和大学生志愿者为小学生补课、培训汉语，开展麦西来甫和卡拉OK比赛，让孩子们愉快地度过假期。
这个娇弱的维吾尔族姑娘还常常爆发出令旁人惊讶的勇气。鄯善鲁克沁镇暴恐案发生后，她发动15名大学生村官一起在各村巡回演讲；昆明火车站暴恐案后，她撰写了《一名维吾尔族女大学生村官的心声》率先发声，用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带头戳穿“三股势力”各种谬论和罪恶行径，引导乡亲认清暴恐分子的真实面目，不上分裂势力的当。
“在南疆，总有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制造令人发指的暴力恐怖案件。看到少数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在宗教极端思想的欺骗和蒙蔽下，干出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十分愤恨和心痛！”25岁的阿娜古丽说。
她和哥哥一样，早已习惯了自己解决难题。为从父母身上获取动力，阿娜古丽将父母的身份证照片制成了“合影”，每当遇到困难时，就拿出“合影”大哭一场，等心情舒坦了再想办法。
去年，阿不力米提考入新疆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与哥哥姐姐的求学经历一样，他所有的学杂费、生活费、交通费都由政府资助，没有后顾之忧。
5月22日，乌鲁木齐公园北街早市暴恐分子致39名无辜群众遇难的案件发生后，阿不力米愤怒了：“那些买菜的老人那么无辜，为什么要伤害他们？”
那几天，21岁的阿不力米提心情乱糟糟的。随后，他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去当兵，保家卫国，他在学校武装部报了名，体检一合格就能参军了。
阿不力米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父亲被暴恐分子杀害时，我只有4岁，对他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我好奇父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常常向亲戚们打听。17年后，我已经长大成人，父亲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未竟的事业，我们要继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