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深处春意浓

　　久违的阳光穿透云雾，洒向高山丛林。春节前夕，《经济日报》记者驱车从重庆彭水县县城出发，沿着曲折的乡村公路一路往东，弯弯转转1个多小时后来到了位于武陵山腹地的郁山镇大坝村。

　　这里平均海拔超过800米，四面环山，土地贫瘠，500多户人家散居在大山之中。红薯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口粮，村里流传有“红薯半年粮”的说法。村支书刘祖超说，大坝村早前是出了名的贫困村，贫困人口占到70%，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500元。

　　2012年，大坝村全体村民拿出各家微薄的积蓄，投工投劳，肩挑背扛、一锤一铲，硬是修起了近12公里的通村水泥路。“路不通，红薯种再多也变不了钱。”站在村委会办公楼前，望着眼前的水泥路，56岁的村民黄钟渝感慨万千。她清楚地记得，为了赶时间，村里的男人们把铺盖卷带到工地上，饿了就啃家里送来的红薯洋芋，累了就倒在碎石子上休息，醒来又接着干活。

　　在山坡上见到罗辉云的时候，他正抡着锄头在山间翻土、除草。今年63岁的罗辉云，在村里相继干过12年的村党支部书记、10年的村委会主任，2013年底才退休。他的家离村口不远，是一栋两层的水泥小楼，白墙褐檐。罗辉云说，水泥路修通后，村民们种红薯积极性提高了，家家户户都盼着有个好收成，卖个好价钱。

　　可是一季收成后，村民们一算，发现产量并不高。大家开始犯嘀咕：大坝村是丘陵地、黄泥土，本是最适应红薯生长的，为啥产量提不上去呢？为此，罗辉云专门从县上请来了农业技术专家，原因清楚了：一方面是品种老化，村里多年来一直种的品种叫白花苕，始终没换过新品种；另一方面是栽培技术不规范，家家户户用的都是老办法，在地里挖个沟，红薯苗栽下去，再放点农家肥，然后基本就是看天吃饭。

　　引导村民接受新品种和新技术，村里的干部们可没少费心思。大坝村村主任田营峰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村支部光是动员座谈会就召开了15次，还挨家挨户上门做思想工作，分析利弊，但是收效甚微。

　　“还是观念陈旧问题，穷怕了，不敢接受新事物，多数人都抱着观望的心态。”田营峰说，村里最后想到了由大户来带动示范的办法，动员了3名外出务工的村民回村创业，通过流转农民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

　　谭德勇如今是大坝村的红薯种植大户，他17岁就到广东打工，2012年开始回到村里种植红薯。说起品种改良带来的效益，谭德勇说：“刚回来的时候，我在自家10多亩的地上种了老的白花苕品种，产量不到3000斤，每斤卖0.4元；2013年引进紫薯，虽然产量降到每亩1500斤，但每斤能卖1.5元；2014年，我在村里流转了700多亩山地，引进徐薯等几个红薯新品种，平均每亩产量5000斤，产值均价0.5元，扣除成本后毛利近50万元。”

　　产量上去了，销路怎么解决？谭德勇自信地说，大坝村的红薯不愁没市场。为啥？因为村里采取的是“龙头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基地”发展模式，农户直接与镇上的“龙须晶丝苕粉专业合作社”签订种植合同，不仅实行订单生产，保护价收购，合作社还为村民提供技术服务，红薯品质有保证。

　　一个以大户为主导、全村脱贫的发展局面正在大坝村逐步形成：2014年，大坝村共种植红薯3500亩，其中2000亩由3个大户做；2014年村里实现红薯产值787万元，比2013年翻了5倍；村民仅在家务工实现的人均年收入就有近1000元。

　　在为种红薯脱贫致富感到欣喜之余，村里的种植大户们对于进一步的发展，却有些犯难。“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从农户流转土地问题，村里的土地流转是一年一年流转的，今年有一大部分村民的土地租金价格要上涨；二是山上的田间耕作道路不完善，红薯收成都是通过人工肩挑背扛运送下山，成本也很高。”种植大户曾红建说，自己期盼着村里的农田水利设施和路网建设能早日完善。

　　农户们的顾虑是村干部正思考解决的问题。刘祖超说，受益于县里产业扶贫资金的投入，大坝村今年将新增10公里田间耕作道，12公里山间人行路，建设18个灌溉用的水池，可满足3500亩山地的灌溉。

　　放眼希望的黄土地，刘祖超喜笑颜开：“以前穷，村民们说‘红薯洋芋包谷粑，我们都要一起抓’，现如今红薯起来了，大家都说‘红薯洋芋包谷粑，我们一天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