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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医改 力破“世界性难题”

2015-03-14 15:23:00 来源:人民日报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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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委员

   

  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代表

   

  湖北武汉协和医院院长王国斌代表

   

  公众点题

  盼大医院看病便宜些

  我来成都务工很多年了。平时经常会陪农村老家来的亲戚到成都各大医院看病,常听他们聊起看病就医的事。他们说,现在全村人都有新农合,个人每年只要交几十块钱,看小病就不犯愁了,在县里看病报销很多,这是村里人最满意的事。

  但是赶上大病,老家人就得到成都等大城市看。我经常陪着他们去排队、挂号,进城看病就是想找专家听个说法,但专家号一般是挂不上的。看病也比较贵,老家人往往要向村里人借了钱,才敢去看病。期盼大医院看病能便宜一些,药价低一些,让农民们不至于“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

  ——四川省成都市农民工 杨 露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100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破除以药补医,降低虚高药价,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通过医保支付等方式平衡费用,努力减轻群众负担。

  医改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公立医院改革又是难中之难。我们如何通过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蹚过医改“深水区”,破解世界性难题? 这引起不少代表委员热议。

  以药补医助推“看病贵”

  卫生总费用增速超过居民收入增速

  “看病贵指的是过度医疗,药品、检查费用虚高,医保不能够有效保障。”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委员说,减轻群众负担,医改就必须破除以药补医,让医疗回归服务的本质,彻底杜绝过度医疗。

  以药补医现象是如何产生的?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代表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力有限,对医疗事业投入不足,为了弥补医院的成本,政府允许医院有15%的药品加价。之后,医院卖药加成收入逐年增加,目前普遍占总收入的50%以上。“以药补医危害很大,造成医生多开药、开贵药,群众看病贵,医疗体系畸形发展。”

  湖北武汉协和医院院长王国斌代表说,这几年政府对医疗的投入以每年18%左右的速度在增长,但药价上升速度更快,尤其是进口药、化疗药。此外,现代医学技术的应用和更新拉高了看病费用,比如说胆囊切除手术,以前手术开一个大口子,要花近2个小时。设备更新后,只需要打几个小洞就可以了,风险降低,时间缩短,但设备购置、维护和医生的培训成本大大增加,导致病人支付的药费水涨船高。

  “这些因素让医药费绝对数迅速增加,即使报销额度提升,老百姓自费的部分也没有明显减少,所以大部分人觉得没有从政府的投入中得到实惠。”王国斌说。

  以药补医助推“看病贵”。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达3万亿元以上,三四年时间飙升了1万亿元,增速超过居民收入增速。

  简单取消药品加成不能解决问题

  改变定价体系和医保付费方式,提升医疗服务价格

  近年来,政府选择100个城市进行试点,推进破除以药补医改革,把药品加成费用减下来,把医生的劳务费用提上去,并以此为杠杆,试图撬动医药利益链,减轻老百姓看病负担。王国斌认为:“这个改革理念看上去很简单,但在现实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药品牵涉到药企、医药公司、经销商、医院、医生等,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破除以药补医,就要打破这个利益共同体,在不减少医院收入的情况下,降低药品的虚高成本,切实缓解看病贵。”

  国家已确定在公立医院改革中取消药品加成。“当前,取消药品加成已在县级公立医院逐渐推开,但这只是医改破冰的第一步,仅靠简单地取消药品加成,并不能解决问题。”凌锋说。

  据凌锋介绍,公立医院的收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政府投入,这部分只占8%—10%;二是药品加成收入,曾经占到利润的一半以上;三是医疗服务收入。如果砍掉药品加成这部分的收入,由于政府投入显然不可能短期大幅增长,难以弥补这部分削减,那么就必须相应提升医疗服务价格,合理体现医生的价值,而不是靠过度检查、耗材来获取利润。

  凌锋说,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需要改变定价体系和医保付费方式。比如,一个阑尾炎手术平均费用在1万元左右,但医生却拿不到1000元。如果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医保相应变成按病种打包付费,医生的价值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而病人的费用不变甚至还会下降。此外,还要配合建立完善多层次的医保结构,以基本医疗保险兜底,发展商业保险,满足多元化需求。

  翁国星认同凌锋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观点:“一台心脏搭桥手术,需要3位医生、2位护士,政府规定的价格上限是3500元,但实际估算要1.5万元才能保障医生劳务成本。”

  让医生收入与药品收入完全脱钩

  推行医药分开、药品招标采购、分级诊疗等配套改革

  深化医改,需要配套推行医药分开、分级诊疗、降低虚高药价等措施。“仅靠单纯地取消药品加成,并不能解决医药倒置的问题。必须让医药真正分开,让医生的收入阳光化,与药品收入完全脱钩,并从源头上斩断药品招标、采购的利益链,铲除腐败产生的根源。”凌锋说。

  翁国星认为,破解看病贵,应该通过政府药品采购,降低药品和高质耗材的价格,从源头解决药价虚高问题。当然,也需要我国医药工业奋起直追,加快研制新药,改变药品定价权掌握在少数跨国医药公司手中的现状。

  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也是配套改革之一。凌锋说,最关键的是要合理配置人和资金,引导医疗体系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对各级各类医院的区域布局、功能定位进行规划,区分小、中、大医院不同的职能定位,建立县、乡、村联动的管理体制。基层看小病,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大医院做科研,承担大病救治。另一方面,不要再盲目地扩大公立医院规模,应该集中有限的财政资金,在确保公立医院提升办医质量的基础上,向社会资本开放公立医院,发挥市场对医疗资源的配置作用。

  在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中,还要大力培养基层人才。“这些年国家大力投入,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并调整报销比例,希望将患者留在基层医疗机构。但老百姓最在意的还是医生的水平,如果基层仍没有人才,老百姓还是会选择去大医院看病。”凌锋建议,要与医生教育体系联动,培养合格的全科医生,同时提高他们的待遇。

  “改革存在不少难度,要持续而坚定地深化,才能彻底消除以药补医现象。”王国斌说。

责任编辑:鲁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