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烈士的倾诉

　　聆听：烈士的倾诉

　　——读王德三《狱中遗书》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少军

　　一、缘起

　　我读《检察日报》，较为关注的栏目是“贪官忏悔录”。像我这样生活在校园里的群体，通过这个窗口，可以了解社会的另一面。但是，这类文字读多了，有一个印象，这些人的忏悔不够诚实，表演痕迹明显，忏悔带有极大的功利性，想达到的目的是宽大处理，逃避法律的严惩。

　　忏悔这种活动起源于基督教，信徒把自己的言行与教义教规进行对照，把自己的过失在上帝（神）面前诉说，求得神的指引，让灵魂受到洗礼，重归正途，获得新生。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汀于397年写出《忏悔录》一书，“忏悔录”作为一种文体流行西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把这一文体发扬光大，影响东西方。忏悔作为一种矫正自己言行的自觉精神活动，广泛存在古今中外，我国古代儒家提倡并践行的“三省吾身”，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自觉的精神活动，不同的是这里不需要神。这种自觉的精神（伦理）活动是人的自我净化过程，它具有超越功利、法律的特点，是重塑灵魂的活动。从这个角度看，时下流行的“贪官忏悔录”，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对忏悔的不敬。但是，毕竟开始忏悔了，这是迈向回归的第一步。

　　读“贪官忏悔录”，让我时时想起青少年时代流行的另一种文字，诸如：《革命烈士诗抄》《革命烈士书信》《革命烈士遗书》等，林觉民的“与妻书”，夏明翰的“就义诗”，叶挺的“囚诗”等等。烈士们在艰难困苦中、在生死抉择面前表现的精神风貌，拓展了人类精神境界，展现了人的高贵品格，体现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境界和品格的核心是坚守人的尊严、守住自己的志节、不拿灵魂作交易，不用信念做买卖，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可以抛弃身外之物的钱财，可以抛弃魂外之物的肉体。这就是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也是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追求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取义成仁”的人生信条。王德三烈士《狱中遗书》就是这样的作品，表现的就是这种精神品格。现与大家分享如下。

　　二、烈士踪影

　　王德三，原名王懋廷，乳名正麟，1898年7月出生于云南祥云县王家庄。1920年底到北京报考大学， 1921年春考入北大理科预科甲班。在哥哥王复生（北大法语专业学生，共产党员）影响下，参加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担任法文组翻译，组长为王复生。1922年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夏受党派遣到陕北，以咸林中学、绥德第四师范教员身份开展工作，1924年经李大钊批准，他和北大校友李子洲为中共北京区委特约通讯员，负责陕北建党建团工作，王德三曾任中共陕北特支书记、中共陕北地区党团混合地委书记。1925年秋完成陕北建党建团任务后，他回北京大学复学，就读哲学系。读书期间，历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北京团地委委员、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1926年受党委派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部宣传科长，第四期政治教官。1927年受党派遣回云南工作，先后任中共云南特支书记、临委书记、第一任省委书记。1928年代表云南地方组织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12月31日在云南昆明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2岁。半个世纪后，罗章龙回忆说：消息传至上海，全党恸悼。牺牲前夕，王德三给亲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

    “父亲:

　　当儿昨夜想到写信给父亲和儿媳的时候，禁不住流下泪来了。儿自受难到昨天，都是很解脱很达观的。你的儿子是世上最刚强、最有志气的人，他只知道人类、只知道社会，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气。不独你的儿子自己相信，人们都把他看待成一个有志节有能为的人物。但是，父亲，人们只知道儿是个钢铁一般的硬汉，他们那里晓得儿是一个最富感情、最柔肠的小孩子！

　　父亲：儿的思想信仰，完全与父亲不同，但是儿愿曲意解释，来宽慰父亲。其实任何道理都是相对的，都具有时间和环境的条件。父亲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形成了父亲的思想和信仰。儿虽曲意解释，均出于至性至情。只是用婉曲的话，把意思写给父亲。”

　　这是1930年11月22日，在昆明五华山狱中，此时此地，王德三正在以乳名正麟给父亲写信。此时的他，因叛徒出卖，作为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已被捕三天；此时的他，已经10余年未与父亲相见（其间，听到在东北的哥哥王复生牺牲消息，曾想回家冒死与父亲见面，后证实哥哥平安，打消此念头）；此时的他，爱妻已被捕入狱，此时的他，已下定牺牲的决心。此时此景，他有千言万语要向亲人倾诉，而父亲成了他倾诉忠实听众。在不到三百字的开头里，三次呼唤父亲，向父亲诉说自己成长历程和自己的思想信仰，为后人留下了六千余言的《狱中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