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共享是五大发展理念的着眼点和归宿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中最受社会关注的是共享。共享不仅仅关系每个人的利益，同时还关系到社会主义道路与共产主义信仰等根本问题。或者说，虽然不会有多少人因为提“共享”，就想到“共产”，但内在的一致性与逻辑上高度关联，却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多人置疑或呼唤共产主义的当下，借解读五中全会精神思考相关深层次命题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五大发展理念，根本解决的是怎样发展和发展为了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着力于怎样发展，但最后一定要落到共享。没有前四者便没有物质成果供社会大众享有，不能实现共享，发展必将因失衡而不可持续，至少从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讲是这样。那么，共享什么和怎样共享？共享与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与国家民族的道路选择和终极追求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里作些分析，试图厘清一些关系。

　　共享不是走回头路，“吃大锅饭”，搞人民公社，而是纠正较长时间来的分配失衡。如何分配社会财富，历来是区别社会制度及其文明程度的核心指标和尺度，所以，世界各国都在追寻最优化分配模式。同样，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在做这项工作，只是因为认识能力和制度设计的局限，走了弯路，出现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问题。“吃大锅饭”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一种极端，改革开放后过度重视效率，同时长期忽视公平或重视公平不够，导致了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甚至把政府逼向“维稳”道路，这也是一种极端。正是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开始努力纠正存在的问题，把共享作为发展理念，并且是作为所有发展方式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提出，足见用心。正是对共享的高度重视与纳入日程，更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当下所讲的共享的实质，主要是修正以往的失误，重新平衡效率与公平。这就意味着，既不可能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吃大锅饭”，也不会复制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模式，因为二者要么走不通，要么尚未达到那个阶段。

　　共享是对公共财富的分享，不是将先富者的财富拿来分享，进行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改革开放后近40年的快速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公共财富，并且随着经济继续发展，“蛋糕”进一步做大，人民群众拥有了共享社会财富的条件。通过制订科学的政策和分配制度，让大众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更享有公共财富，即为共享的着力点和努力方向。某种意义上，这种理念和落实方式，在以往已经实行的政策措施中可以窥得端倪。比如，工业向农业，城市向农村的反哺行动，直接带来的是取消农业税，农村享受养老保险，农村大病统筹，等等。这次明确提出共享，较前的区别在于观念和力度、强度。所以，我们需要清楚认识，不管力度强度多大，中国都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革命，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即使强调“先富带后富”，也是遵循政策制度和法的规范，抑或者启发和引导先富者通过“慈善行动”帮助贫穷者。这方面西方社会有经验可资借鉴。美国有7万多个“慈善基金会”，掌握了6千多亿美元，盖茨、巴菲特等人都承诺“裸捐”。西方国家化解矛盾与平衡社会，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此。刚刚公布的世界慈善排名，美国排在第二，中国倒数第四。这说明，我们在共享的道路上，有很多路径可探寻，很大空间可开拓。

　　共享是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本身就是一种运动，具有渐进性和长期性特征，非一蹴而就。这样的特征和特点注定与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本原因是赢得了最广大也是最底层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所以支持共产党，又是因为这个政党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努力为他们争取利益。今天共产党虽然不能再采取剥夺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但在财富分配上向最底层群众倾斜，仍然是价值追求所在，这是执政的道义基础，同时未必不是法理基础。所以，今天讲共享，且通过制度落到实处，可见可感，不是党执政的策略，甚至不是社会大众的呼唤，而是一种内生的逻辑，是共产党永续执政根本。

　　从社会主义制度角度看问题，共享也是必由选择。多年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围绕核心价值作联合调查，结果表明，认同资本主义制度者更重视自由，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者更重视平等。从制度的内在本质看也应得出这样的结果。资本主义走的是市场化道路，企业采取的是股份制，因此他们认为平等可存在于法律和人格，不可能存在于社会地位，所谓老板和员工从来都不存在平等，这也是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其中平等最早淡出核心价值的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借用了“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市场经济。这是正确选择，同时是中国经济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必须看到，借用市场经济的效率而不能忽视公平，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努力消除不公平，包括为解决垄断问题，制订法案分拆拖拉斯，征收遗产税及其收入调节税，以解决收入差异过大，同时健全福利保障制度，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如此重视公平，那么打的旗号就是“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制度安排和实际效果上，没有实现平等，或者无法感受到公平与追求公平，那么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必大大降低，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无从谈起。

　　再深入一步，共享与共产也存在深度关联。过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阶段乃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扬共产主义的旗帜，人民群众深信不疑，哪怕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同样如此。原因何在？有国际国内政治生态支撑的原因，更有心理原因，即目标路径让人可感而不感遥远，比如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路径是“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等等。今天，旧路径断了，新路径没有开拓，目标由清晰变模糊，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虚无化的重要原因。如何重燃信仰之火，对策之一是在制度安排上让民众感知追求的实在性。看一下西方福利国家，或者看一下教会，从中都不难发现有一种“共享”感在维系着特殊关系，因此强化意识。回到共产主义上来，因为历史阶段和人类的文明程度制约，共产主义确实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真正完全实现目标，路程十分遥远，但只要我们让人民群体在生活中，在制度安排和利益分享过程中，产生方向感、扎实感，一种精神家园感就会不断生发出来，人们就相信我们是走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这大概就是共享理念对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