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中国扶贫第一村”脱贫记

　　“他们祖祖辈辈吃番薯度日，偶尔到外地买几斤大米，只能在春节吃两顿，或供妇女‘坐月子’吃几天。他们身上穿的破破烂烂，有的人买不起鞋子而光着脚板……”

　　32年前，王绍据不会料到，自己一个基层通讯员，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反映福建省宁德地区福鼎县磻溪镇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贫困状况，竟引起全国轰动——

　　1984年6月24日，本报以《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为题，在头版刊登这封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当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拉开了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序幕。默默无闻的赤溪村，也因此被称作“中国扶贫第一村”。

　　32年时光荏苒，当年风华正茂的王绍据，如今两鬓染霜，早已退休。重访旧地，他感慨最多的，不只是赤溪由贫困而小康的今非昔比，更多是党中央对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共同富裕从未忘却、始终如一的牵挂和实践。

　　赤溪，对王绍据，是一段32年的不解之缘；对我们，是一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追寻之旅。

　　实事求是找路——一封改变命运的信 

　　两天前刚刚下过一场雨。20年鲜有人走过的山路，覆满了落叶和青苔，踩上去一步一滑；头顶上，很久没人砍过的茅草密密丛丛，即使是枯掉的叶子，也如锯子般割着我们的脸和手……

　　从山脚到半山腰，爬了好一阵子，我们才真正明白村干部为什么再三婉拒带我们来看下山溪村旧址：“路不好走，你们上不去的。”

　　路，这不成其为路的路，曾是下山溪畲族村民心中无法抚平的痛。今年70岁的李先如，40多年前就眼睁睁看着妻子因难产来不及送医而在家中一间茅草屋去世。

　　当时，包括下山溪在内，赤溪村14个自然村，散落在太姥山西麓9平方公里的大山褶皱里。九鲤溪、下山溪，夹村环绕。出村唯一的路，就是盘踞山间的羊肠小道，人货皆难进出，跳出“贫困的陷阱”殊为不易。

　　“走到哪里算哪里，走不动了就返回。”虽然有言在先，但我们不想半途而废，要真切体会一下如今仅留在民谣里的赤溪之苦——“昔日特困下山溪，山高路险鸟迹稀；早出挑柴换油盐，晚归家门日落西。”

　　近一个小时后，李先如的侄子李乃松，用柴刀指着头顶一块不到100平方米的空地说：“下山溪到了。”

　　手脚并用爬上一截近两米高、几乎垂直的陡崖，我们才明白，李先如老人所说“前门听水声、后门听鸟鸣”的意思——崖下几百米处，是只闻其声、难见其形的溪水；紧贴屋后，是七八米高垂直陡立的山崖。下山溪村就这样“挂”在半山腰上。

　　“这一小片台子上住过3户人家，是三兄弟，虽是茅草房，却是当时下山溪历史上唯一一户从山外娶进过女人的人家。”王绍据依然清楚记得32年前第一次走进下山溪采访的情景。

　　1984年5月，时任福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的王绍据，带着干粮，只身从县城乘两个小时长途汽车到了磻溪镇，再徒步18公里来到下山溪。其时已过晌午，村里人还在地里干活，只有李先如因为生病独守家中。

　　“平日吃什么？日子苦不苦？”

　　“没吃过肉，没吃过大米，全年吃地瓜米配苦菜，最好的人家到春节也才买得起100斤三合谷（由粟谷、糯谷、晚稻混合而成）。”

　　返城路上，下山溪村民的贫困景象，一遍遍在王绍据脑海里回放：原本110多人的村子，因为贫困如今却只剩81人，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国家能给些特殊政策吗？回到家，他连夜一气呵成了一篇稿子，第二天就赶到省城投稿。

　　相熟的老编辑却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你这报道是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抹黑！你还是党员吗？”

　　“真的是我错了吗？”一腔热血翻涌一夜后，王绍据毅然将稿件投给《人民日报》。

　　来自闽东山区“蝴蝶翅膀的那一下扇动”，借助本报掀起了巨澜。“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要求我们同时看到另一方面，这就是农村尚有局部地区和少数贫困户，在生产、生活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领导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本报评论员文章让王绍据吃下了定心丸。稿件刊发后，他收到了来自24个省区市的数千封来信，有要求代转粮票、油票、布票及现金的，甚至还有表示想来赤溪落户参与建设的。

　　福建省委和福鼎县委也迅速反应。县委当天召集相关部门开会，会上当场拍板免除这一年下山溪村征购粮任务；第二天，县委书记、县长带领有关部门，和王绍据一起到下山溪实地调研。

　　最初的办法和社会上的关怀，思路基本一致：送钱、送物。于是，“输血”开始了——福鼎县各个部门筹措资金，为下山溪22户村民平均每户送来3只羊和一些树苗、鸡苗。

　　然而这种救济式扶贫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精心饲养的羊羔，不到一年损亡殆尽；年年栽下的树苗，也都长不大。“就是这种割我们脸和手的茅草，羊吃不了，吃了就得‘烂嘴病’‘烂耳病’；树苗也一样，山地太薄不长根，年年种年年死。”回顾当年，李先如愁得只能一趟趟找王绍据诉苦。

　　王绍据坦言，“输血”不治本、“穷根”依旧在。行路难、行路难，无路就走不出真正的“脱贫路”。

　　至上世纪80年代末，下山溪村年人均收入仍不足200元，整个赤溪村贫困率达90%以上。而其时，地处闽东的宁德尚属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

　　 

　　今日赤溪长安新街一瞥。张亭摄 

　　转变观念造福——搬出一方新天地 

　　“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每次重温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王绍据都难掩激动，“针对当时闽东的贫困状况，地委发出了‘摆脱贫困’的庄严承诺，一下击中了闽东人的心坎。”

　　1989年7月，因为那封信，一没大学文凭、二没办报经验的王绍据，被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点将，成为正在复刊筹备中的《闽东报》负责人。在他身后，此时的闽东大地，一场以转变思想观念为突破口的摆脱贫困攻坚战正在打响。

　　经过深入调研，习近平同志针对当时宁德贫困状况多次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不能寄希望于国家上重大项目，一下子抱个“金娃娃”；要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要有“弱鸟先飞”的意识，坚持“滴水穿石”的精神……

　　只有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走出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才能使贫困地区面貌焕然一新。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考非常深入，“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

　　工业、农业都离不开电力，闽东的优势就是丰富的水电资源。在宁德地委的强力推动下，赤溪村上游的桑园水电站1989年当年就进入前期准备，1993年实现全面开工。因施工所需，赤溪村通往外界的羊肠土路变成了可以走货车的砂石路。

　　要想富，先修路。赤溪迎来了转机。憋着一口气的黄国来和许文贵，怎会让基础开发式扶贫的机遇稍纵即逝？

　　黄国来时任赤溪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村里当时少有的上过初中的文化人。许文贵时任磻溪镇党委书记，他还有一个身份——桑园水电站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分管移民搬迁。

　　老黄的想法是，从村里再修条路接上这条砂石路，把分散的14个自然村集中起来；而许文贵却在想：能不能把移民搬迁的办法“移植”到赤溪？两人一碰撞，一个“搬”字脱口而出，不约而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整村搬迁安置的想法，传到了下山溪村老人们的耳朵里。世代居住于此的畲族老人们反对：“下山干啥？天不是咱们的天，地不是咱们的地，路不是咱们的路，死了都没地方埋！”

　　最终打动老人们和下山溪村22户村民的，还是实打实的政策与心贴心的诚意。

　　今日赤溪村主路——长800米、宽15米的长安新街，那时还是一大片竹林、菜园和杂地，属于村里以杜姓为主的几大宗族族产。为了安置下山溪村这22户村民，1993年夏，老黄代表村两委和族长们谈判，他们最终答应以每亩2000元价格出让。

　　“每户两层楼，沿着长安新街规划线两侧各11户。他们只从山上带下来80根木头。”包括盖房用的砂石、水泥、空心砖等建筑材料，钱全部由赤溪村两委和镇里在上级帮助下筹集，孩子们一并转入赤溪小学。就连老人们担心的坟地，镇里村里也考虑到了：坟墓可以迁到村后山里。

　　从1994年8月到1995年4月，下山溪村22户村民全部完成搬迁。由此开始，20年间，赤溪另外13个自然村的群众，也分三期陆续搬至长安新街两侧。截至目前，赤溪村408户、1800多人，已有356户、1500多人搬到中心村。下山溪搬下来的第二年，桑园水电站建成，赤溪村结束了无电的历史。

　　今天走在长安新街上，水泥路面，平坦硬实。两侧多为三层小楼，一楼是店面，二、三层为住家，每榴（当地土语，即一栋）均为3.8米幅宽、12到15米进深，彼此相接，不留缝隙。商业牌匾、路灯、垃圾箱、指示牌、停车位，均统一制成，井然有序。清晨时分，勤快的闽东妇女早早打开店门，或煮粉烧菜，或擦桌拖地，给寒气凝霜的大山冬日，平添了丝丝暖意。

　　赤溪整村搬迁的成功经验，迅速遍及闽东。霞浦县一位村民喜迁新居后，曾写下这样一副对联：“造就一方新天地，福到农家感党恩”，“造福工程”由此得名。1994年，福建省将此列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1998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又多次深入闽东沿海、山区调研脱贫工作。随后，沿海“连家船民搬迁上岸”、山区群众“茅草房改造搬迁”等一系列工程，也一并纳入“造福工程”。

　　一场跨世纪的“挪穷窝”“拔穷根”的脱贫行动，在八闽大地全面展开。至2014年底，福建累计完成6000多个自然村、超过100万农村人口搬迁。

　　搬迁成功了，生活环境改善了，孩子们也有学上了，不用再顿顿都吃地瓜米了。但新问题又来了：靠着人均不足1亩的土地，如何“稳得住”“能致富”？人一聚，无事干，酒一喝、牌一打，原本宁静的山村，逐渐变得躁动起来。

　　动真碰硬治村——筑牢堡垒强活力 

　　“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赤溪一度乱了。打牌演变为赌博，矛盾升级成上访。干部间的不同意见，扩大为群众间的派性。”曾任磻溪镇纪委书记、如今又担任福鼎市下派赤溪村第一书记的王纯华，戳中了赤溪的“软肋”：村两委班子不力、党建基础不牢。

　　在这10年间，赤溪村每届村两委班子成员，要么在外面另有生意兼顾，要么对村里发展推动不力，都只勉强干满一届。

　　有问题不可怕，看到问题就要下决心解决。

　　为此，在“造福工程”基础上，福建又实施“第一书记”制度，安排省直部门干部向全省200多个党建薄弱村下派挂职“第一书记”帮扶。赤溪被安排在第三期，即2011年到2013年。省民政厅干部、退伍军人杨振伟挂任赤溪村第一书记后，该出手就出手，刹住了赌博之风。

　　在这10年间，福鼎市委先后严肃处理了多名赤溪村干部，还在调整村两委班子过程中，探索筑强堡垒的方法，率先在全省成立村民监督委员会，村委会报销发票必须先经监委会主任验票、签字。

　　“筑牢堡垒，核心就是选对村支书。”现任磻溪镇党委书记郑晋生一针见血，“村支书要有能力更要有担当，在外面做生意的就别当村干部；要有魄力还要有耐力，复杂的利益诉求面前，既能顾全大局，还得能受得了委屈。”按此要求，2009年，一直是村里经济能人的杜家住走马上任，成为如今的赤溪村党支部书记。

　　杜家住以前给当年的村支书老黄当过文书，又做过修表匠，颇受村民的信任；他还在村里第一个养鱼，成了经济大户。为了当好村支书，他把鱼池扔给了家里，一心一意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1990年出生的杜赢，是土生土长的赤溪村人，2009年考上了外省大学本科，这在当时的赤溪村可是首屈一指的“独一份”。2013年毕业时，他放弃在城市工作，回到家乡创业。

　　杜赢的父亲杜承汉在村里经营一家小茶厂，儿子要毕业了，他也希望儿子回来帮自己一起干，从事福鼎白茶加工销售。杜赢对我们坦承，“当时心里也犹豫过，现在看，当时的选择没有错。”

　　“上面领导和村干部都看准的事，我们信得过，孩子学了文化，回来正好创业！”杜承汉看好村里的旅游开发，更信得过村支书杜家住，杜家住也没让杜承汉父子失望。

　　2013年起，宁德市在福建省第一个出台政策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助力扶贫。杜赢这样的典型，杜家住岂能坐视？一口气帮他争取来福鼎市人社局和市农业银行两笔共20万元创业基金和低息贷款。

　　“看一个村子有没有生机活力，就看‘两个多不多’，一是年轻人多不多，二是在乡的党员多不多。”杜家住对一位领导给他讲的这句话记得很牢。

　　截至2015年底，一度在校学生仅剩60人的赤溪小学，回升到了120名，全村考上大学的已有60多名。从2010年到现在，全村党员数从29名增加到44名，且绝大部分在家务工。像杜赢这样的回乡创业青年，在赤溪已经不是少数。他们看好家乡的原因都一样——旅游。

　　连走了的老庄也回来了。

　　反弹琵琶兴业——青山绿水是“银行” 

　　老庄名叫庄庆彬。带着莲花和蝴蝶再回赤溪，老庄的心路历程，老支书黄国来最懂，说来话也最长。

　　挪了穷窝，如何改掉穷业？当时赤溪村民众说纷纭：一部分人希望能引进企业，住在村子里就能上班挣钱；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发展小水电，甚至还引入了一家外省公司，只是因为没谈拢土地赔偿价格而作罢。老黄瞧中的，却是家乡的青山绿水。

　　1988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福鼎后，曾留下一段话，让老黄至今难忘：“抓山也能致富，把山管住，坚持10年、15年、20年，我们的山上就是‘银行’了。”而今，这份根据讲话录音整理的《福鼎通讯》复印件，摆放在赤溪村村史展示室。“造福工程”铺开后，包括赤溪村在内的整个磻溪镇实行封山育林，2015年磻溪镇森林覆盖率达到88%，成为福鼎市首个“国家级生态镇”。

　　开启这座“银行”的时候到了！正巧，老黄的前任吴敬喜，已调至霞浦县工作，主管杨家溪的旅游开发。杨家溪是九鲤溪的下游，他给老黄介绍来了庄庆彬，“老庄也是咱半个闽东人，很想搞旅游开发。”

　　正所谓“瞌睡之时送枕头”，老黄和老庄相见恨晚。老庄在闽东医院工作过10多年，后“下海”回到闽南老家知名的民营企业庄氏集团从事房地产开发。视闽东为第二故乡的老庄愿意把“第一桶金”投入到赤溪的产业造血，毕竟开发式扶贫是中国的创造。2006年10月1日，老庄的万博华旅游公司第一个旅游项目——九鲤溪竹筏漂流正式开业。

　　更加注重造血功能，因地制宜培育旅游特色优势产业，让赤溪村开始化蛹成蝶。但老庄在赤溪村的投资，也不是一帆风顺。

　　刚到赤溪村时，老庄和村两委及村民相处融洽。“他帮我们把长安新街做了硬化，从砂石路变成了水泥路；我们也都同意把两块总共50亩的地低价转让给他。”村民回忆说。然而往后的事情，却渐渐出乎了老庄意料。

　　由于长期以来交通阻隔、信息闭塞，造成视野狭窄，个别村民盯着眼前小利，借机漫天要价：地给你了，但你要挖土还得再给钱；搞基建，必须雇我施工……无奈之下，老庄转移阵地，与同属九鲤溪景区的另一个建制村合作开发旅游。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赤溪村民眼界打开了，观念也转变了。在村干部和村民们下决心选择生态旅游立村之后，老庄又回来了。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青山绿水，福建俯拾皆是，如何才能出奇制胜？老庄请来武夷山景区的专家，现场指点，豁然开朗。狠下心花了几百万元，由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经理率队在九鲤溪景区搞了个户外拓展旅游项目，又在赤溪村布局“生态蝴蝶园”“九品莲花塘”等一串配套项目，名声大噪，游客猛增。

　　交通卡脖子，怎么办？宁德市拍板，从霞浦的杨家溪高速口直接修一条通往赤溪的公路，将杨家溪与九鲤溪两大景区连成一体，让进出赤溪村的游客，不用再忍受绕行海拔过千米的太姥山晕车之苦。

　　19公里多的路，有17公里在霞浦县，人家说干就干，福鼎更是全市动员，“13天就完成了120多亩土地、80多户村民的征迁。没有从上到下的支持和村民的齐心，也就没有史上最快速度。”郑晋生前后对比，颇为感慨。

　　同样是前后对比，老庄最深刻的感受，不仅是赤溪村人对旅游产业的态度转变，更是对改变生活的一种积极参与。“开了那么多家民宿、农家乐就不说了，如今连最早一批外出打工的下山溪村民，也要与我们合作。”

　　还是前后对比，畲族老汉钟义玲喜事连连：路一开通，他的收入跟着游客量一起涨。老钟今年63岁，早先是赤溪丘宅自然村的，如今也搬到长安新街上。他15岁就接过父亲的竹竿，给人撑排运货。一撑20年，也没能挣到给父亲治病抓药的钱，眼睁睁看着老人去世。而今还是撑排，不过是给游客撑，按排数计薪酬。从去年7月起，景区每天的放排量成倍增长，节假日时最多一天超过200张。手头宽裕了，治病也不愁了。前几年老钟患上了白内障，去年底村医王桂料就给他做了手术。“才700元，还没出村。”

　　“光靠我自己可没那么大本事。”村医小王也是赤溪村人，诊室设在长安新街。2011年开始，宁德在全省率先实施农村医疗“海云工程”，更新设备、远程指导，不仅让村医能承担全部基本公共医疗服务，连一些不算严重的病症，也能靠城里医生远程指导解决。

　　畲族小伙钟品灼，拉着本村另一个在外地闯荡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合伙包了1500亩山地种油茶，建起了名为“鼎煜”的农业合作社，“最终我们也是要融入到旅游业，但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传统形式，而是要通过电商、电游发展为线上线下能一起互动的旅游。”小钟给自己的项目起了个时髦的名字：“互联网+生态旅游”。

　　热情，总是比经验更令人感动；参与，也总是比观望更令人期待。

　　截至目前，包括万博华在内，小小赤溪村已经有了3家旅游公司，后两家都是本地群众参与入股的。年轻人冲到了前头，热血沸腾的杜家住自然也不甘落后，把自己老家坑里弄自然村有300多年历史的杜氏古村落，也交给了老庄。“不光要奇，还得有文化味、乡愁味。”

　　这一下，杜家住想在老庄前面了。不过老庄也有高招，给“坑里弄”改了个名字：杜家堡。2015年，“杜家堡古村落遗址保护”正式进入省里的传统文化建设项目名单，马上就将有100万元专项资金到位。

　　年关渐近，年味愈浓。下山溪人在期待着新房的落成；杜姓村民在等待着他们的老房修旧如旧；3家旅游公司则一起坐下来商量未来下山溪开发的计划；我们夜宿的房东杜家立、杜春蓉夫妻俩，刚刚由郑晋生帮忙贷到了8万元低息贷款，把房屋加盖到第四层，成为村里第一个既办民宿又开餐饮的农家乐……眼下，每个曾经历过贫困的赤溪人，都有着自己的梦想和期待。

　　“搬迁修路，挖掉了地理上的穷根；创新思路，拔掉了思想上的穷根。”退休后的王绍据经常到赤溪村转转，跟杜家住他们聊聊。“赤溪村能有今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那16个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对现有的6户贫困户，杜家住表示，将带领畲汉两族群众，用自己辛勤劳动脱贫致富，消除这最后的1%。

　　201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对赤溪脱贫作出重要批示，年底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吹响脱贫攻坚战冲锋号，让赤溪干部群众充满希望，更让年轻一代信心满满。

　　“我们的梦想不一样。”临别，赤溪村的新生代村民钟品灼、杜赢告诉记者：“‘中国扶贫第一村’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那只是祖辈、父辈的起点，不会是赤溪的终点。我们的梦想是，未来的赤溪成为‘中国自强第一村’。”(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王一彪 蒋升阳 赵鹏 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