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乡土中国：负面被“标题党”无限扩大

　　 

　　“新型农民”王泉林承包的土地。刘成良/摄

　　 

　　上海奉贤区庄行镇的农村。刘成良/摄

　　核心提示

　　“一到过年农村就出新闻”。今年春节，“上海姑娘”点燃了网上舆论的一把火。也许“上海姑娘逃饭”是虚假的，但“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村庄却是现实存在的。于是，一场有关城乡差距、乡土沦陷与希望的争论沸反盈天。

　　在一些网络帖子中，乡土中国的负面被“标题党”无限扩大。今天，本报刊登一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名博士生的观察文章，让我们看到一幅更加真实、复杂多元的乡土中国变迁图景。

　　不知从何时起，乡愁成为了一种文体，春节前后总能在社交网络中看到各种思乡怀亲的文字。故乡是最能撩拨起游子心弦的那弯明月，尤其是长大后，离家越远，越能感受到那份思念。

　　乡愁文字，大都出自返乡的游子。返乡过程中，城乡对比的差距更能激起他们的感慨。虽然国家在经历着快速的城镇化，但在很大程度上，乡土社会依然是很多在外漂泊者的故乡。思乡怀亲，如果少了泥土芬芳，就缺少了凛冽的厚味，无论如何谈起乡愁，总是没有味道。

　　作为农村社会研究者，我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奔走在他人的故乡，奔走在变迁中的乡土中国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对于乡土社会，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在乡愁的故事中，不能仅仅有回乡的游子，也要有我们这些故乡的他者。

　　追寻着调研的足迹，我选择了过去一年中几个调查地的小故事，有的是村民奋斗的故事，有的是农民进城中家庭的发展轨迹，也有的是琐碎的家庭生活。这些仅仅是各地农民生活的片段，组合在一起却是一幅乡土社会变迁的图景。这些故事或喜或悲，都真切地发生在乡土大地上。

　　新型农民王泉林

　　“现在我每年差不多忙半年、出去玩半年。我喜欢旅游，去年我去了香港、澳门和越南，本来还想去泰国，有点事情就回来了，只能今年忙完再去了。”湖北沙洋县的种田大户王泉林这样说。

　　虽然王泉林现在的日子过得很潇洒，谁能想到他家在5年前还是贫困户，只是近两三年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泉林以前在外打工修理摩托车，妻子在家种田。两人育有一女，日子虽然并不富裕，也算小康之家。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发展轨迹——王泉林的妻子得了尿毒症。王泉林要回家照顾妻子，无法继续在外面打工赚钱，家庭经济状况越来越糟。

　　不得已，王泉林只能回到家，一边种田，一边照顾妻子。

　　2010年，他流转了20多亩耕地，希望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来增加收入。除此之外，王泉林还购置了一台小型收割机、在网上买了一台二手的东方红旋耕机，除了自家使用，也给其他农户提供农机服务赚钱。后来，王泉林总共耕种60多亩土地。

　　2012年，妻子因病去世，家里就剩下他和在外打工的女儿，以及一大堆债务。

　　究竟是继续在家种田，还是到外面打工？王泉林面临着选择。

　　考虑到自己的年龄，王泉林觉得在农村还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他又流转了80多亩土地，将经营面积扩大到150亩左右。与此同时，他还购置了齐全的农机：2013年花6万多元新买了一台收割机（之前已换过两台）；2014年花三四万元买了一台高频插秧机（之前用手扶插秧机每天最多能插十多亩，现在每天最少能作业三四十亩）；花3000多元买了一台收谷机，只要推着收谷机从晾晒的谷子上走过，就可以将谷子装进袋子。

　　在农业生产中，王泉林感到了极大的乐趣：“现在开着插秧机插秧，就像打游戏一样，非常过瘾。”从耕田、播种，到打药、浇水，再到收割、晾晒，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在田里劳动。2014年，他的纯收入有10多万元。当年秋天，收割好水稻、种上油菜之后，王泉林就开始了自己的旅行。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觉得很充实、很满意。因为经营得好，王泉林建立起了信誉度，周围很多外出务工的人都会找到他流转土地，“老百姓既不想卖房，也不想卖田，让别人种着，不撂荒就行”。因为经营的规模大了，购买农资时王泉林也有了谈判的能力，“现在肥料、种子都是别人送上门，找我的农资商像竞标一样。”

　　像王泉林这样的农民并非个别现象，仅他所在的村民小组，还有4个种田大户。

　　2000年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村里的年轻人少了，村庄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没有了发展的空间。以往是因为务工机会的稀缺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乡村，如今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城乡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村庄里的发展空间也随着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而逐步显现。王泉林能够在村庄中获得发展机会，不正是因为村里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吗？

　　更关键的是，没有政府和资本等外力的干预，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这就让留在村里的农民有了扩大农业生产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土地自发流转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甚至更高）的收入。像王泉林这样无法外出务工的人也因此能够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

　　安徽农民在上海：逐梦者，抑或漂泊者？

　　之前从未到过上海，因此对上海的农村充满了想象。上海的繁华让人觉得那里的农村应该比中西部的县城要好很多，但到了那里才发现，即使在上海，也有很多破败的乡村。

　　不过，与中西部破败的农村不同，上海农村的破败大都是因为那里的原住农民都已经进城，农村不过是大多数上海农民儿时的记忆。上海破败的农村隐藏着许多外地农民的梦想——他们背井离乡，在上海农村的一隅，寻找家庭发展的希望。

　　在上海农村的奋斗者中，来自安徽的农民最多，因此在上海郊区随处可见安徽特色的餐馆。除了来上海务工，还有相当大的群体在这里务农，以至于产生了与“农民工”一词相对的“农民农”的概念。

　　他们大都是夫妻或举家来到上海郊区的农村种粮或种菜。有的人实现了在这个城市户籍的转变，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在漂泊几十年后回到故乡。

　　李新雨的家庭就是众多漂泊的家庭之一。

　　李新雨是安徽临泉人，今年39岁。1994年，他大学毕业后到上海跟随父母打拼。当时李新雨的爷爷奶奶、父母和姐姐一家人经亲戚介绍，开始在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一个村以每亩600元的价格租了30多亩地种蔬菜，一家人住在村里提供的免费仓库，一年忙到头，没有雇工，每亩地纯收益2000多元。过了两三年，村里土地被征收，一家人就搬到了另外一个村，在那里又租20多亩地种菜。后来发现煤球生意比较好，就向村里租了两亩地，投资了三四万元开了煤球厂，专门给小摊小贩供应煤球。煤球厂差不多做了有10年。后来，李新雨的弟弟高中毕业后从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

　　2008年，煤球厂不做了，李新雨家里已经攒下了二三百万元，他们又借了100多万元，向村里租了15亩土地建仓库做物流生意。仓库面积有7000多平方米，当时和村里的协议是仓库15年之后归村里所有，到期后享有优先使用权，做物流生意每年差不多能够净赚四五十万元。　　

　　2011年，仓库所占土地也被征用。因为手续不全，仓库被定性为违章建筑，李新雨家总共得到了700多万元的拆迁赔款——如果按照正式厂房来赔款，赔偿数目则在1000万元以上。

　　赔偿款在家庭内分了之后，父母回老家养老，剩下李新雨和弟弟在上海继续打拼。弟弟拿到赔偿款后到青浦区做物流生意，每年收入四五十万元，还在那边买了房子。李新雨也带着自己那部分钱到奉贤区南桥镇继续做物流和代理生意，现在每个月的收入两万多元。但李新雨还在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想重新找一个地方种菜。

　　李新雨已经在上海打拼了20多年，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同时出来的老乡相比，他和弟弟基本上算是成功者。尽管如此，李新雨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农民，他觉得自己仍然游离于上海这座城市之外：“变成上海人，何止困难，简直比登天还难”。

　　李新雨2001年结婚，娶的是老家的媳妇，婚后生了3个小孩，两个大的是儿子，大的13岁，小的11岁，最小的女儿才3岁。孩子们原本跟着他和妻子在上海生活，但到了儿子读初中的时候，妻子带着孩子回到老家县城去念书——因为小孩无法在上海读高中，也无法参加高考。一家人只能分居两地。

　　李新雨始终没有在上海买房。房价便宜的时候，家庭财富都投入到了生意中，后来房价高了，就更没有机会买房了。

　　李新雨觉得自己现在非常矛盾：因为超生，他无法取得上海户籍，也没有在上海买房，现在一家人分居两地，他在上海找不到归属感；另一方面，李新雨已经不适应家乡的生活，他觉得家乡的发展环境不好，回去之后无所适从，权衡之下只能留在上海继续打拼。

　　李新雨的家庭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外地农民在上海的奋斗史。从他们家庭进城奋斗的历程来看，有3个典型特征：一是全家奋斗模式，全家人为了生活一起打拼，父母、爷爷奶奶是家庭奋斗的坚实后盾，而子女是家庭奋斗的真正希望，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最有可能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人；二是多种经营模式，种菜、开煤球厂、搞仓储物流等，他们一直在尝试抓住市场的机遇，并不固守单一的经营模式，在多种经营中完成家庭财富积累；三是财富积累的不稳定性，由于家庭奋斗和城市发展嵌入的太过紧密，以至于城市发展的每一个微小变动，对他们都有较为深刻的影响，在城市发展征地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迁移，没能在哪个地方稳稳站住脚跟，最终家庭投资最大的产业因为征地而不得不重头再来。

　　四川崇州的苦婆婆

　　在四川崇州调研的时候，我曾在田间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在撒化肥。因为要问路，我就站在那里与她寒暄了几句，不曾想到几句简单的问话却引出了阿庆嫂家曲折复杂的故事。

　　阿庆嫂今年50多岁，丈夫在两年前就去世了，她现在和开出租车的儿子、“儿媳妇”及孙子、孙女生活在一起。阿庆嫂是从四川德阳的山区嫁过来的，很能吃苦，丈夫是个老实人，但不够勤快，家里家外主要靠她一个人张罗，闲暇之余，她就到乡镇跑三轮车赚钱补贴家用。生活的艰辛已让阿庆嫂满头白发。

　　儿子今年30多岁，离过一次婚，和现在的“媳妇”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但是一直没有领结婚证。阿庆嫂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家庭琐事，只是偶尔会找一个和她一起跑三轮的妇女诉说。说起自己做婆婆的命运，她时而紧蹙眉头苦笑，时而欲言又止，时而又忍不住骂上几句儿子不争气、“儿媳妇”太懒。说到伤心处，她老泪纵横。

　　儿子的第一任媳妇是阿庆嫂娘家的亲戚介绍的。阿庆嫂觉得自己是山区人，很能吃苦，儿媳妇自然也不会太差。

　　婚后，儿媳妇的各种坏习惯都暴露出来，不仅懒惰、不干活，还天天出去打牌。只要儿子在外面赚了点钱，一回到家，就会被儿媳妇“大扫荡”，如果儿子钱赚得少了，则会引起儿媳妇的不满：“还是个男人吗，挣这点钱，连家都养不起……”

　　就这样，家里的矛盾日积月累。

　　如果阿庆嫂和儿子劝说几句，女方就开始闹着要离婚，最后阿庆嫂的儿子实在忍无可忍，心意已决地要和她离婚时，女方又闷不作声。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了两年，两人终究还是离婚了，两个人生育的儿子归男方养。

　　母亲主导的第一次婚姻失败，儿子的心底对母亲滋生了抱怨，阿庆嫂心里有愧，也不敢再对儿子的婚姻有所干涉。

　　阿庆嫂的儿子在崇州市跑出租车，经人介绍，他和现在的“媳妇”阿芳认识了。

　　阿芳有过一次婚姻，她把女儿一起带过来，此后阿庆嫂家里就更加“热闹”了。

　　阿芳不像前儿媳那样天天外出打牌，恰恰相反，她天天在家里看电视。“除了电视机，在电脑上也看电视，拿着手机、平板电脑，还是看电视……”阿庆嫂一提起来就显得一脸无奈。

　　于是阿庆嫂每天的工作也就变得更加忙碌了，每天早上做好饭，照顾孙子、“孙女”吃饭，骑着三轮车送他们去上学，之后就在乡镇里跑三轮车接送客人赚钱，中午把孩子接回家，做饭、洗衣服，下午再继续工作。但是“儿媳妇”对这些不管不问，只管自己“享清福”。阿庆嫂觉得这些都可以忍了，但是“儿媳妇”竟然还有意无意地嫌弃婆婆吃得太多了，每每总是怪声怪气地说：“钱没挣多少，饭量倒是见长了，怨不得这个家穷。”这让阿庆嫂非常气愤。

　　阿庆嫂一遍遍地感概：“现在社会颠倒了，社会对人的影响真大啊，老的是小的，小的是老的。”

　　阿庆嫂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家，但她放不下孙子，也心疼儿子，这种家庭关系束缚着她，也折磨着她，想解脱谈何容易。无奈的时候，阿庆嫂偶尔会对人诉说：“我现在还年轻，出去打工的话，随便一天都可以赚个100元，自己生活得自在，又何必在家里受他们的气，要不是挂念着我的孙孙，早就离开了，管他们生活得怎么样！”

　　社会转型期的乡土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婚姻伦理逐步消解，婚姻责任与义务不断弱化，在讲究个体生活体验的影响下，夫妻关系变得像江湖关系一样“快意恩仇”——闪婚、闪离。堕入了伦理危机的婚姻家庭结构使得子女不得不承受父母离异的苦果，与此同时，这种危机又让老一辈父母忍受煎熬。（刘成良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