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西方概念硬套中国实践怎会准
西方总用些概念将中国置于拷问中心
日前，一些外媒把中国遭遇“明斯基时刻”当作热门话题，中国境内也有学者跟着引用。先有“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后来又有“中国搭便车论”，随后是“中等收入陷阱论”“刘易斯拐点论”，还有更为具象的“楼市崩溃论”“养老金亏空论”等，各种概念林林总总、一茬又一茬，其实主题没有变，中国总被置于拷问的中心。
与此相映照的是，中国取得的一系列经济成功，无论是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多轮国有企业改革，还是颇具现代市场意味的汇率利率改革、银行股份制改革、资本市场改革，以及新近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等，很少被冠以一个新概念流行开来。依我看，前述中国经济成功的事实至少可以生成“小岗村经验”“中国式银行”“有管理汇率体系”“中国股市试验”“亚投行时刻”等概念，为全球经济增添鲜活的理论成果，丰富全球治理的理论框架。
但是舆论总是有惯性的，舆论的掌控者也是有惯性的。中国自鸦片战争起，挨打一百余年。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外部的歧视和挤压也一直没有停歇。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新局面，但“中国经验”在西方舆论传播体系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讲中国故事、传中国声音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课题。
笔者认为，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危机概念，体现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全球经济新问题的思考，本身值得尊重和重视。但同时，西方媒体对这些概念的强势推销功夫也值得重视和反思。毕竟，世界是多元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印度、东盟、南美等国家和区域的发展已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改变，西方媒体如果一味固守传统思维，自负地认为危机源统统来自外部，只有美欧可以左右地球，就只能编织出“失真的舆论画卷”。它们这样做，将失去越来越多的信任。
用“明斯基时刻”套中国是削足适履
具体到“明斯基时刻”，这个概念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的名字命名，指濒临金融危机引爆、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明斯基及其思想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名噪西方学界，其逻辑关系大致可以概括为：投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而其微观基础便是金融不稳定性，即借款人和贷款人的风险波动。这个说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谈不上有多么高深的内涵。因为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债务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风险会不会像暴风雨一样来临，其实是由经济体系、社会风气、人民心态的叠加成效来决定的。美国社会那么寅吃卯粮，人们那么无节制消费和浪费，金融寡头那么翻云覆雨，危机不来反而是奇怪的。
按照公开统计数据计算，2015年中央和地方债务余额约为26.2万亿元，除以当年GDP总额，总负债率是38.7%，不算很高。但地方政府负债率达到23.6%，属于偏高区域。还有人估算地方政府的债务率超过100%。2015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报告称，2014年末中国实体部门(不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实体部门杠杆率为217.3%。尽管这些数据的口径有些区别，但都反映出中国地方债务水平偏高和企业债务负担偏重的现实;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债务率很低，居民债务率很低，大有调节余地。2016年，中国政府鲜明地提出并扎实地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政策，高度重视低效债务、冗余债务、风险债务问题，也采取积极措施弥补短板，释放改革红利。
所以，拿“明斯基时刻”来套中国的经济现实，虽然在有些人眼里很像那么回事，但其实是刻舟求剑、削足适履。虽然中国存在“债务风险点”，但不具备“严重债务风潮基础”。
看问题要借鉴国际经验更须注重本国实际
笔者认为，考察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负债率、杠杆率问题，既要看国际上的一般经验，也要看本国具体实际;就国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来说，也有很多不同的情形。负债压力大不大，杠杆率高不高，关键还是看使用的效率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重大问题。
截至目前，我国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比重仅为13.9%，这一数据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远，如美国，2015年直接融资规模占比超过80%。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调整，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实体经济的债务负担。与美欧相比，中国金融市场不是发展过剩，而是一个突出短板。这是我们分析形势的基本背景。
现在西方经济学界和媒体经常炒作一些自认为不错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经济，好像中国经济不是要陷入这个拐点，就是要遭遇那个陷阱。看到中国经济数据差，就担心不刺激;看到中国经济数据好，又担心不改革。中国也有经济学家附和这种说法。其实，中国的发展逻辑远非这么简单，更非这么“做作”。中国经济发展有政治制度优势，有区域互补优势，有内部市场潜力，有技术升级空间，还有国际合作需求，但需要加强法治化和深度市场化。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真实“性状”。
依我看，持续改革的中国既不可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也不可能遭遇所谓的“明斯基时刻”，而是要踩牢“中等收入平台”，迎来“小康突围时刻”。(作者是证券日报常务副总编辑，中国证监会专家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