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蹲点笔记】家在奇乾

　　对常人来说，家是归宿，是温暖，是安全。

　　今天这里的主人公们，却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从祖国各地奔赴到同一个新家——奇乾。在这里，他们面对的是孤寂，是寒冷，是危险。

　　但是，没有人后悔。他们说，这是命运使然，也是内心抉择。

　　下面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一

　　极少有人到过我国北疆一个叫奇乾的地方。它位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深处，原始林木是这里的多数物种，熊和狼会用吼叫声证明自己在这里的存在。

　　相比之下，人在奇乾是一种罕见的存在。

　　奇乾乡仅有的4户居民列举了这里有多么不适合人类居住：一年中冬季长达9个月，气温最低达到零下50多摄氏度，遍布的原始森林阻挡着他们与外界的交往，他们的后代和曾经的邻居都搬到了最近的邻乡，那里距离奇乾有150公里。

　　1962年，曾经的森林警察部队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哨所。第二年11月，内蒙古森林警察支队第一大队十七中队在这里成立。

　　此后的50多年里，这支队伍经过多次调整、改制，成为今天的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莫尔道嘎大队七中队，归属国家应急管理部。

　　在森林消防系统里，人们习惯地称其为奇乾中队。

　　12年前，来自四川凉山的布约小兵结束了新兵训练，被分配到这里。下车后不到10分钟，他就想离开。吐一口口水立刻结成冰，眼睛闭上一会就被冻住，可见范围内，营房几乎是惟一的现代文明元素。

　　如今，布约小兵已在奇乾中队驻守了12年，成为一名二级消防士。

　　这是绝大多数奇乾中队队员都经历过的：刚到时满是后悔和不适，慢慢地，在对孤独的逐渐习惯中，在与烈火的奋力对抗中，他们找到了留在这里的理由。

　　“奇乾的魅力在于，外面的人不愿意来，里面的人不愿意走。”在中队营区的一条栈道旁，挂贴着退役队员王熙杰离队前的这条留言。

　　二

　　奇乾中队经历过23位中队长，如今，28岁的王德朋是第24任。一年前，王德朋从北京林业大学硕士毕业来到奇乾中队，成为中队历史上最年轻的中队长。

　　和王德朋搭班子担任中队指导员的王永刚，也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比王德朋早3年来到奇乾中队。带着“好男儿就当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这位计算机系毕业的大学生，一头扎进这个至今不通宽带的地方。

　　在森林消防系统，没有经过几十次的火场实战，当不了指挥员。

　　王德朋和王永刚都在林区火场中淬炼过。如今，他们有着共同感受，当了指挥员后，执行任务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出了营区就紧张，因为考虑的不再仅仅是灭火，更重要的，是把所有人安全带回来”。

　　王德朋曾参加过一场很大的森林火灾扑救任务，当时队伍刚接近火场，他曾经的指导员看到烟柱的方向突然变了，立即命令大家赶紧撤退。

　　王德朋看见，火舌借着风，像火车一样，发出呜呜的声音，迅速向他们扑来，树林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不到1分钟，他们原来的位置已成火场。

　　奇乾被称为“风停止的地方”。但是在大兴安岭的火场，风停止只能是美好的愿望，风力大和风向多变，是更为常见的情况。

　　借着风，火头在林子里乱窜，可以轻易把本来置身火场之外的人圈进去，完全来不及躲避。

　　“无论执行过多少次森林灭火任务，也没人敢说自己经验丰富。在林区，每场火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地势和天气联合起来跟你不讲理，你就会发现，自己面对大火有多么渺小。”布约小兵说。

　　 

　　奇乾中队在边境界碑处进行消防救援誓词宣誓。 （资料图片）

　　三

　　在森林消防系统，大家把参加扑火任务叫作“打火”。这一说法的来源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一说法非常贴切：在和平年代，这就是“战争”。

　　队员王天宇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想法：“我们手里虽然不拿枪，但是拿着打火用的风机。风机上的风筒就是我们的枪。拿着它上火场，感觉就像上战场打仗。”

　　打火是这支队伍存在的意义。

　　1987年，大兴安岭那场重大森林火灾震惊世界。当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通过电话向扑火前线副总指挥问道：“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回答说：“增加风力灭火机，增加森林警察！”

　　由此，这支被称为“烈火中的红孩儿”的队伍开始被国人知晓。

　　对于新队员来说，第一次打火往往很兴奋，坐上去火场的车，他们会说个不停。

　　老队员们则明白，车一旦开出营区，啥时候能回来，运气很重要。这时候，老队员们都会闭上眼睛不说话，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储存体能。

　　考验往往在队伍与火相遇之前就已经开始。

　　奇乾中队负责的防火面积有95万公顷，人均防火面积约为2400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这一地区高山相连，原始林木密布。当山林起火时，汽车能做的，只有把队伍送到距离火场最近的公路切入点。剩下的路，需要队员们徒步走完。携带的打火工具和给养，让每个人的负重少则五六十斤，多则八九十斤。

　　雷击火是常见的起火原因。队员们徒步的距离由雷击地点决定，没有规律可循。

　　王永刚曾经带队走过一段直线距离为13公里的山路，用了27个小时。

　　原始林区没有人去过，自然也就没有路。所有的路都是队员们拿着镰刀和油锯开出来的。

　　走到后半夜，困意和疲惫侵蚀着每个人的身体，思考的能力和兴奋的感觉消失殆尽，只剩下机械行走的躯体进行着条件反射式的报数。

　　王永刚说，在这里，没有先天能吃苦的人，只有后天硬扛的人。

　　四

　　所有的硬扛都是为了与火场的相遇。相遇后，战斗随时打响。

　　林火分为树冠火、地表火和地下火。其中以树冠火的扩散最为迅猛。火在树冠上燃烧，火头往往有十几米高，借着风势，从一棵树烧到另一棵树，在山林里肆无忌惮地游荡。

　　打火并不一定在队伍抵达火场后就立刻开始。风大、温度高的时候，火势最猛，这时候一般不直接打火，因为火势难控制，危险性很大。

　　抵达火场后，指挥员马上勘察地形和天气，预测过火面积，确定建立隔离带位置。队员们则根据指令，砍倒林木，挖地壕，打出隔离带，确保把大火控制在一个范围内。

　　向火魔进攻，往往在风力变小、气温下降时开始。

　　老队员们组成尖刀班，冲在前面，背着风机打火头，年轻队员跟在后面清理余火。

　　战术能力的提升和装备的现代化，快速提升着森林消防队伍的扑火能力。如今，96%的林火可以实现当日扑灭。

　　但是大兴安岭的独特环境，决定着在这里要打赢一场林火战役，耗时六七天并不罕见。

　　布约小兵曾经执行过一场长达半个月的打火任务。打火结束时，队员们的鞋底、袜子与脚皮黏在一起。脱下鞋，破碎的袜子和脚皮也被一道撕下来，队员们用碘酒在脚上擦拭后，再用刀尖把黏在脚上的袜子碎片从血肉模糊的脚底板上割下来。

　　被当地人称为草爬子的蜱虫，同样会带来不小的麻烦。在奇乾中队，不少人都在打火时被蜱虫咬过。一旦被蜱虫附着在身上，它就会把头部的针管刺入人的皮肉里，注入麻醉毒素，而后吸血。如果发现得早，可以用烟头把蜱虫烫出来。如果硬拔或者发现太晚，蜱虫会钻入肉里，只能用刀把皮肉割开将其取出。

　　但是队员胡彭冲觉得，与打火时缺水相比，这些痛苦都不算什么。

　　长时间靠近烈火，会造成人体水分加快流失。有经验的老队员格外珍惜带的水，无论多渴，每次都只抿一小口。

　　不少年轻队员都吃过没有这种经验的苦头。胡彭冲第一次打火，在前往火场的路上就喝完了自带的水。那场火足足打了4天，队员们的水全部耗尽。

　　胡彭冲开始饱受缺水的折磨，“脑袋里就一个声音——找水”。

　　班长教他一招：用刀划开桦树皮，插入一根木棍，引出水分，用瓶子接住。一个小时后，接了三厘米高的桦树汁，大家分了，每人抿了一口。

　　在林区火场上，“扣头”是最动听的一个词。

　　“扣头”的意思是分布在不同火线的队伍实现碰面，这意味着队伍完成了对火线的合围，火势得到了控制。

　　火场上能见度不高，打火的队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扣头”。观察整体火情的后方会掌控一切，通过对讲机告诉火线上的指挥员：某某中队注意，前方多少米是某某中队，马上实现“扣头”。

　　“这声音传来时，我们就知道，终于能从火的地狱回到温暖的人间了。”王德朋说。

　　 

　　奇乾中队在前往火场的途中休整。 （资料图片）

　　五

　　2012年的一次打火，让王永刚爱上了吃罐头。

　　那一次，王永刚跟着队伍去打火，从火场撤下来时，所有人的给养都消耗完了。副教导员赵彬拿出仅剩的一小瓶罐头，分给大家吃，每人吃了一小口。

　　到现在，一看到罐头，王永刚还会想起那种感觉，“清爽无比，没有什么比它更好吃”。

　　回去后，王永刚买了两箱罐头，给所有队员每人送了一瓶。

　　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支队政委康建有觉得，火场是大家建立情谊的地方，“很多新队员，都是在跟大家分着吃仅剩给养的时候，开始把队友当成家人”。

　　这种森林消防版的《一个苹果》的故事，几乎所有大兴安岭的森林消防队员都经历过。

　　布约小兵最难忘的版本是大家分食火腿肠：2011年的一场林火，奇乾中队带了3天的给养上火场打火，然而5天才打完火。全队的给养已经基本耗光，当时的中队长李志刚召集队员们围坐在一起，拿出两根火腿肠，切成片放在中间。

　　布约小兵说，每个人都恨不得全吃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先动手。最后中队长给大家分，一人两片。

　　队员们分食的两根火腿肠，是李志刚从自己的给养中省下来的。

　　在奇乾中队，没有人因为级别高而在火场上享受优待。级别越高，必须越能扛。

　　2017年，奇乾中队打完一场火后，被告知飞机已经支援其他火场，无法投放补给。大家搜集了仅剩的一点面和一点米，做了一锅疙瘩汤和一锅稀饭，王永刚带着骨干队员先喝上层的汤水，底下的面和米留给新队员吃。

　　六

　　稍老一点的队员可以作证：奇乾在变。尽管与外界的变化相比，这里的脚步慢了很多。

　　2015年，奇乾通了4G信号，所有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载微信，和家人视频。

　　在更早的2009年，营区的后山上有了第一个微基站。在天气好的情况下，队员们带着手机到营区的几个位置，一个格的2G信号就会出现。

　　“营房三楼右侧第二个窗户处，训练场的单杠上，菜窖旁空地上一人多高的位置……”老队员们没有忘记这些有信号的任何一个位置。

　　手机一旦找到信号，身子就一点不能再动。换个动作，信号就会消失。曾经有队员在树边找到信号后，把手机挂起来，打开免提，拨通电话，对着手机喊。

　　电信公司员工柴瑞峰负责奇乾的电信手机信号保障。2009年，他第一次来这里安装微基站，队员们全都上山跟他一起干，“干到晚上八九点，劝都劝不住，不肯停。”

　　安装完微基站，一个队员在找到信号后，给家人打通了第一个电话，一边说一边哭。

　　除了信号，奇乾的路也在进化。莫尔道嘎镇的王锡才对此最有发言权。

　　水泥公路修好后，从莫尔道嘎到奇乾的时间从大半天缩短到3小时。如果天气情况良好，王锡才每隔9天上一次山，给大家送蔬菜和日用品。从2006年开始，王锡才跑废了3辆车。队员们称他为“莫尔道嘎车神”。

　　即使是“车神”，对奇乾的山路也充满敬畏。寒冬来临时，地下的暖泉水流到路面，流一层冻一层，形成长达十几公里的冰包，最高能有两层楼。

　　王锡才说，要想让车安全通过，“必须在冰上一点点凿出刚好车轮宽的路，然后在心里祈求一下平安”。

　　王锡才可以毫不费力地讲出这条路的许多故事：例如，曾经的中队长尚国义的爱人来探亲，遇到大雪封山，思夫心切的她强行上山，到距离营区19公里的地方，再也无法前行，含泪返回。

　　七

　　王德朋刚到奇乾中队时，惊讶队员们的纯粹，他看到大家的眼睛里都充满了真诚和平静，“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跟他们打成一片”。

　　队员王震来自安徽阜阳，到奇乾中队已经9年。他负责营区锅炉、发电机等重要设备的日常运转。来中队的前3年，他没有回过家。

　　而王震的师父郭喜，因为工作几乎无人能够替代，曾经9年没有回过家。

　　郭喜用同样的话安抚过很多刚到奇乾中队的新队员：“后山那些花，你关注它，或者不关注它，它都会开。不是为别人开，是为自己开。”

　　王震觉得，在奇乾的一个好处，就是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内心很平静，终极目的就是打火，其他事不会想太多。

　　一位转业老兵在多次到访奇乾后，很受感动，写下一首歌，歌名叫《家在奇乾》，成了中队人人会唱的歌。

　　歌词写道：“穿过了茫茫大草原，走进了巍巍大兴安，林海深处安了家，家名叫奇乾……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看惯了我的林海，爱上了我的奇乾。”

　　在一款音乐APP上，也可以找到这首歌。一些已经离开奇乾的老队员留下评论，表达着他们对“家”的思念。

　　八

　　森林消防人把自己定位为祖国的“守夜人”。守护在国家北疆的极寒之地，和冰与火为伴，他们的身后，是辽阔的国土。

　　每逢国家重大节日和新队员报到，奇乾中队都进行消防救援誓词宣誓。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穿上火焰蓝的常服，来到距离营区2.7公里的国土边界处。

　　大家挨着界碑，排好队列，整理好衣装，把消防救援队旗展开。

　　王永刚带头，大家握起右拳，举手宣誓：我志愿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伍……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一切。

　　队伍和队旗都面向祖国。王永刚说，那就是他们为之战斗的家园。（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