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执甲出征

　　鲁网3月12日讯 1月25日，大年初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成立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疫情防控由地区上升至全国。对湖北初期防控人力不足的问题，会议强调，要尽快充实医疗救治队伍力量，把地方和军队医疗资源统筹起来，合理使用，形成合力。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国家卫生健康委立即“调兵遣将”，全国各地也迅速响应，援鄂医疗队火速出征。

　　从除夕之夜第一批医疗队抵达武汉至3月1日，全国累计派出344支国家医疗队（其中中医医疗队17支，军队医疗队3支），共42322名医务人员，医生有11416人，护士有28679人。其中，在武汉市驰援的医务人员达到38478名。逆行者们和当地的医务人员一起，义无反顾地打响了一场人与病毒的大对决。

　　“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全社会动员的，是火车进站那天晚上。当我下车时，另一个小组也下了车，他们身穿那种小外套，举着旗帜，这是来自广东的医疗队，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4万名医护人员的一部分。其中，许多医护人员自愿前往武汉提供帮助。”2月25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考察组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说。

　　是的，这是一场举全国之力的战役。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派出了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队伍驰援武汉、驰援湖北，尽锐出征、专家云集。

　　国家医疗队来了，上海医疗队来了，广东医疗队来了，浙江医疗队来了，天津医疗队来了，江苏医疗队来了，辽宁医疗队来了，山东医疗队来了，四川医疗队来了，新疆医疗队来了……

　　3月10日，医护人员一起唱歌庆祝休舱。当日，武汉武昌方舱医院正式休舱。来自湖南、广西等地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在出舱前用歌声送别痊愈患者。肖艺九摄　

　　“不停腾病房，却总不够” 

　　“一晃，在办公室住了两个月。往事不堪回首，一天一天在黑夜里盼望黎明。总怕电话响起，电话却总是不断。不停地腾病房，病房总也不够。”2月28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夏家红第一次夜里12点前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说，今天又抽了80名医生进入轮换，本部的“老弱病残”也得顶上，大教授们也开始干住院医师的活。

　　面对肆虐的病毒，处于疫情漩涡中心的武汉，一个超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不得不无奈地忍痛按下“暂停键”。“围城”之下，武汉医务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激增的就诊患者，将定点医院“挤到爆炸”，床位全面告急。一份来自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医疗救治有关数据情况”的文件显示，1月22日，发热门诊量激增至约13000，是1月18日的近4倍。1月23日，即武汉“封城”之日，发热门诊量为14486。此后一直到1月28日，发热门诊量一直保持在1万以上。

　　大医院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难。“春节前两周，全中心就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所有医护人员24小时待命。现在，大家每天都上班，对密切接触者进行上门服务。”这是武汉市首义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郑艳玲和同事们的工作常态，也是武汉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者的常态。

　　2月19日，江苏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隔离病房和患者交流。新华社供图

　　与此同时，医疗物资缺口巨大。

　　1月26日，记者第一次采访郑艳玲时，她说，现在最需要的是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医务人员上门连最基本的防护都没有。刚开始没有防护服的时候，医护人员就用超市买的雨衣做防护。中心只有10个护目镜，每次上门4个人，用完后赶紧消毒处理接着用，每天随访户数10家。护目镜、医用N95口罩、防护服、体温计等特别紧缺。

　　2月12日，记者再次采访郑艳玲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中心业务副院长余旻毅情绪激动地说，N95口罩都不够，怎么可能达到防护要求，“现在每天能领到5个N95口罩，病房每天工作的人员有10人，一天下来起码要30个”。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相继发出防护物资全面告急的通知。武汉协和医院医生更是在朋友圈中写道：“协和医院西院定点收治，前线医疗救治物质不是告急，是没有了。”

　　对新病毒的陌生，加上防护物资的匮乏，不好的消息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被感染。

　　2月初，郑艳玲被确诊为新冠肺炎，住院治疗。2月12日，郑艳玲所在社区又有3名医护人员被确诊为新冠肺炎，还有2名疑似病例。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对媒体表示，截至1月28日，整个医院医护人员有40人感染，和其他医院相比，感染比例还是小的。”

　　这句话的背后是沉重的现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病例1716例，占全国确诊病例的3.8%。其中，湖北省报告1502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占全国医务人员确诊病例的87.5%；武汉市报告1102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占湖北省医务人员确诊病例的73.4%。

　　医疗需求骤增，救治空间相对限定，让医疗资源原本并不贫瘠的湖北，尤其是武汉市开始捉襟见肘，医疗救治力量严重不足的矛盾摆在面前。

　　“老兄，我来了”

　　武汉“封城”了，但从来就不是一座“孤岛”。

　　1月初，全国各地的很多医疗同行经常给夏家红发信息、打电话，让他保重身体。没过多少天，这些人的信息陆续改成：“老兄，我来了。”

　　面对湖北、武汉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全国支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始在全国“调兵遣将”，全力支援武汉、支援湖北。从1月24日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始整建制地调派医疗力量，持续驰援湖北、武汉。

　　谈及当时的决策，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都是传染病患者，不能采取向外地转运患者的办法，全国分担医疗压力的做法不能适用。

　　2月11日，广东省中医院医疗队队员在为患者进行中药穴位敷贴做准备工作。新华社供图

　　一场快节奏、高效率的兵力调动，在农历新年上演。

　　在广东，除夕夜，正当万家团圆热热闹闹吃年夜饭的时候，广东首批援助武汉的白衣天使已经逆向而行，踏上征程。

　　在山东，大年三十下午，听到要派医疗队的消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各科室的微信工作群，一下子“开了锅”，各科室纷纷递交“请战书”。不到一天时间，一支45人组成的3批医疗队集结完成，其中半数为党员。

　　在宁夏，先后有6批782名医护人员驰援襄阳，占宁夏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所有呼吸、感染、重症、急诊等重点专业的50%左右，在宁夏各医疗单位发热门诊、急诊需求激增的情况下，优先向湖北选派驰援人员。

　　在北京，大年初一晚，北京协和医院用短短3小时，将21人的医疗队集结完毕。他们与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6家在京委属委管医院抽调的重症医学科、呼吸科、医院感染科医生、护士等共121人组成第一批国家医疗队，大年初二抵达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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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29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军队医疗队火速到达。江苏省援助黄石医疗队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附属逸夫医院院长鲁翔说，2月9日下午，接到江苏对口支援黄石的指令后，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政隆连夜作出批示。10日晚，组建了310人的队伍，11日来到湖北。“可以说，我们是‘一夜成军’。”

　　四面八方来的援鄂医疗队，不仅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还有第十九批，第二十批……

　　山西省喊出“湖北有需求、山西有行动”的口号，共派出13批医疗队1500余人，分布在武汉市7个医疗救治点和仙桃、天门、潜江3个市6家医疗机构。

　　2月18日，广东省第19批、20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共25人，前往武汉、荆州两地。至此，广东已向湖北派出医疗队员2147人。

　　到2月23日，上海市已经由市、区两级89家医院组成9批次、11支医疗队、1600多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支援武汉。

　　2月28日，根据湖北孝感当时疫情防控需要，重庆市增补第18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共30人。医疗队中，呼吸科和重症科各15名高级职称医师。

　　“全国最远的医疗队”——新疆医疗队，截至3月4日已经有386名队员在湖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主任穆塔里甫·肉孜说，援疆工作让新疆的医疗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只要湖北有需要，我们还会增派。

　　2月4日，由46名医护、后勤人员和一辆指挥车、6辆方舱车组成的辽宁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发，两天后到达武汉，并投入前线的救治工作。截至3月1日，来到湖北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有22支，成为方舱医院救治主力军。

　　公共卫生力量也同样加入了援鄂大军。马晓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全国各地疾控机构选派了近千人支援武汉，开展流调和防控工作，派出13个专家组蹲点指导、快速评估。同时，发挥国家、地方和第三方机构力量，组织各地疾控机构、实验室检测人员指导湖北各市县检测工作，培训人员，加强质控。

　　一个个援鄂医疗队出征的片段场景，汇聚成一支强大的驰援大军，为决战新冠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这次大大超过了2008年汶川地震医疗救援的调动规模和速度。”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说，有关省份主动对接，全力支持各受援市州，广大医务人员发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舍小家为大家，英勇奋战在抗疫最前线。

　　快节奏排兵布阵

　　调派医疗队，远非搬救兵那么简单。什么人应该来，来了怎么干，不仅需要提前谋划，也要动态调整。

　　2月4日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武汉市的死亡人数是313人，占全国死亡的74%，武汉市的病死率是4.9%，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病死率都高于全国水平，如果除掉湖北省以外其他省份的病死率是0.16%。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主要死亡还是在湖北，并主要集中在武汉。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加强援鄂医疗卫生力量，国务院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统一组派省部级医疗队来支援武汉重症救治工作。从委属委管医院和江苏、山东等10余个省份省级大医院、大学附属医院，抽调负责人和重症医学科、呼吸科的骨干医护力量组建医疗队驰援湖北，整建制接管新的重症患者收治病区。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说，针对重症医疗救治与普通和轻症医疗救治的不同特点，分别组建医疗队。在重症医疗队组建方面，针对这次新冠肺炎是呼吸系统传染病的特点，重点抽调了呼吸、感染和重症专业的医务人员，整建制地组建医疗队。按照一个病区50张病床来计算，一支医疗队由30名医生和100名护士组成。在普通和轻症医疗队组建过程中，如方舱医院按照1000张床配备500名医务人员，医护比按照1∶4抽调，主要由内科专业的医生和护士组成。

　　据了解，重症医疗队整建制地分配到重症定点医院，采取以省包科、以院包科的形式，由这些重症医疗队整建制接管病区，并且由所在医院和医疗队共同组成战时联合医务处、院感办和护理部，组成联合专家组，对所有重症患者进行统一评估和管理。

　　此外，把普通和轻症医疗队与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移动P3实验室进行编组，针对方舱医院的特点，以省队为单位，采取分片包干的形式，快速配置标准化的医疗、护理和检查单元，做到了方舱医院建设交工、资源配备和患者收治的三同步。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四级调研员王斐说，因为新冠肺炎重型和危重型病例救治，更多要通过生命支持来保证体征平稳。因此，专业组成上，要求每一支队伍必须有重症和呼吸科人员，以重症为主。同时，还有一些其他专业，包括感染，以及针对基础性疾病的心内科、神经内科等，通过MDT来保证患者救治成功。

　　一个个“豪华阵容”出现在了驰援队伍里。

　　2月7日清晨，在京委属委管的6家医院再次派出医疗队奔赴武汉，全部由医院院长或书记等带队，分别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这次6家医院共派出820余名重症、呼吸等专科医护人员。

　　北京医院院长王建业说，这次专家团队成员都是北京医院最优秀、最有经验的医生，包括呼吸、ICU、心血管、中医等专家。8位护士长也都在相关疾病的护理方面非常有经验，她们中有人17年前参加过抗击SARS，在救治重症老年人方面经验丰富。

　　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抒扬说，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是一个多学科的团队，发挥协和国家队的优势，特别是综合诊治的能力，“能上的办法都上”。

　　同一天，号称“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的医疗界“四大天团”会师武汉，这条新闻一度冲上微博热搜。

　　“你们哪个医院的”“华西医院的”“加油”……2月7日夜，在武汉天河机场，隔着通道，来自山东齐鲁医院和四川华西医院的两支援鄂医疗队喊起了话。看到这段互相加油鼓劲的视频，很多网友说“看哭了”。

　　2月9日从凌晨到夜里24点，武汉天河机场迎来全国各地40余架次包机，31支医疗队5900余名医护人员抵达武汉，这是疫情发生以来援鄂医疗队同日抵达人数最多的一天。

　　“豪华院士团队”也来到武汉。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介绍，驰援派出了多支院士团队，包括钟南山院士团队、王辰院士团队和李兰娟院士团队。院士团队帮助湖北、武汉乃至全国加强复杂危重症的会诊和救治，同时探索新的药物、新的疗法，及时将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纳入诊疗方案，指导全国的医疗救治工作。

　　尽管各地都有自己的防控任务，但仍然根据武汉、湖北的需要，把重症医学、感染科等精锐都抽调上去。

　　2月16日，重庆医疗队指挥部副队长、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巡视员陈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5日晚上，我们给重庆市写了一个紧急报告，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多派一些感染、重症、呼吸方面的高级专家支援武汉、支援湖北。”目前，重庆市共有18批1614名医疗队队员在湖北抗疫。其中，814人在武汉，800人在孝感。

　　黑龙江省支援湖北孝感医疗队队长、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方庆伟说，2月15日晚，黑龙江省第二批援助孝感的20名重症医学及相关专业医务人员到达。在这之前的2月12日，黑龙江省第一批援助孝感人员136人到位。同时，这两个省市的医疗队还向各自省市申请了疾控、心理等相关人员支援孝感，尽可能做好流行病学调查、预防、心理指导等工作。

　　派出人数多、速度快，“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背后是我国医疗质量水平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的表现，也是厚积薄发的象征。

　　我国医院数量2008年不足两万家，2018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万多家。2008年，我国卫生人员数量725万余人。2018年，已经达到1230万余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从2008年的517万余人增长至2018年的925万余人。

　　除了看得见的增长，还有“看不见的内功”。2018年，全国医院平均住院日为9.3天，比1992年的峰值16.2天降低了6.9天，降幅达42.6%。同时，医疗质量水平和医疗技术能力明显提升，如我国住院患者总死亡率已经由2005年的1.1%下降至2018年的0.44%。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全国医疗资源快节奏、紧跟式汇聚到了最需要的地方，正如很多人所言“全村的龙已把最硬的鳞”给了湖北，给了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