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滥诉” 法理不通的三个关键！

　　2020年是美国政客们忙碌的一年，尽管在抗疫成果上乏善可陈，但在“甩锅”行动上，他们绞尽脑汁、阴招迭出，相继散布“中国是病毒源头”“中国隐瞒疫情”“中国误导世界卫生组织”等种种谎言，企图颠倒是非，愚弄世界。如今他们又以这些荒谬的理由，策划和发起了对中国追责索赔的滥诉。那么，这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是谁导演的？它在法理上站得住脚吗？

　　法律屏障之一：良法善治仅保护合法诉权和正当诉求 

　　任何诉讼均须有合法正当的理由，然而，美国此次针对中国的疫情索赔诉讼案件均缺乏合法正当的理由，属于诬告。据美国媒体披露，这些诉讼案所列举的诉因包括以下几点：

　　（1）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

　　（2）被告允许病毒传播；

　　（3）被告隐瞒病毒传播的行为；

　　（4）被告的行为对原告的损害；

　　（5）被告囤积个人防护用品，牟取非法利益。

　　对于新冠病毒起源之争，国际社会的共识是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在最终结论没有出来之前，任何关于病毒起源的说法都缺乏事实和科学依据，更不可以成为所谓索赔的依据。

　　至于指控中国隐瞒疫情以及允许病毒传播则更是罔顾事实。中国政府不仅依据《国际卫生条例》第6.1条规定及时向世卫组织进行了通报，而且早在2020年1月3日就开始通知美国。为了阻断病毒传播，武汉于1月23日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措施。第二天，也就是1月24日，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在微博宣布暂停运营，美国政府也决定立即派飞机到武汉撤侨。此时，美国国务院也将对中国的旅行建议警示调为第四级：“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请不要前往湖北省。”

　　清华大学国际争端解决研究院院长张月姣表示：“中国完全履行了国际义务，所以从事实上没有依据，是诬告。同时，国际上也没有先例，为什么《国际卫生条例》里边规定了通报的义务，分享疫情的通报，但是没有追责的条款，就是说因为这种流行病，国际突发卫生事件很多都是人不可预见的，而且是人不可抗力的事件，所以不会去追究这个病毒发生在哪个国家，要它去承担责任。”

　　法律屏障之二：国际法上的主权豁免原则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确立以来，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呈现“个人—国家”与“国家—国际社会”的双层分立模式。个人组成国家，国家则组成国际社会。因此，法律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国内法用于规制和处理自己国内的事务。而公认的国际法是各个国家意志协调的结果，是国家之间适用的法，用于处理国际事务。

　　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黄进表示：“国际法上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这个原则在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得到了确认，是世界公认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家主权是平等的，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及其财产在另外的国家的法院是享有豁免权的。美国现在提起的针对中国的诉讼，都是基于美国的国内法，在美国的国内法院来对中国提起诉讼，这实际上是以国内法来对抗国际法，以国内法制来对抗国际法制，以单边主义来对抗多边主义。这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

　　法律屏障之三：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例外无一适用 

　　二战以后，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社会日益直接面对私人主体，国内社会更多地受到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活动的影响与制约。为了保证国家与私人在进行民商事活动时遵守平等原则，一些国家开始主张把国家的活动分为主权行为与非主权行为，主权行为享有豁免权，非主权行为不再享有豁免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通过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在承认国家享有豁免权的前提下，确立了放弃（豁免）例外、反诉例外、商业例外、侵权例外、征收例外、执行仲裁裁决等例外，并于2016年增加了恐怖主义例外。

　　在此次滥诉案件中，原告主要就是以商业例外、侵权例外、恐怖主义例外为由请求美国法院对中国行使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这三个例外真的可以作为起诉中国的法律依据吗？

　　对此，黄进说：“单从法律上来讲，第一项，中国的抗疫行为完全是主权管辖内的政府行为，没有任何商业的性质。第二项，所谓的侵权行为的例外，它要求使用侵权行为的例外必须基于侵权的事实、结果发生在美国，而中国的抗疫行为与美国公民，可能因为这次疫情所遭受的损失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第三项，所谓的恐怖主义例外，他们认为武汉病毒所人为地制造了新冠病毒，并且有意或无意地扩散出去，导致全球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这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而实际上世界科学家们的共识新冠病毒是天然的，是自然的。”

　　专家观点： 

　　清华大学国际争端解决研究院院长 张月姣：首先从政治上来说，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的对手，就是打压中国，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第二，从经济上来说，由于它自己在这个疫情中，也是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所以想通过这个诬告滥诉能够获得不当的利益，所以要求赔偿的金额都是天文数字，所以这是白日做梦，是不可能做到的。第三，就是想用这个来转移国内的责任，转移国内对它的批评，特别是为这个大选作为一个造声势。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中国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主任主任委员 黄惠康：现在美国的滥诉诬告案刚刚发起，目前还处于能否完成送达的阶段，还没有进入法院的正式审理程序。我想有一点非常确定，我们会坚持国际法上的基本准则，国家主权豁免的基本原则，依法办事。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这些诬告滥诉的图谋。因为我们很有底气，不仅仅是政治上，就是在法律上我们都处于非常有力的地位。同时我们又要用好法律的武器，只要它往前推进诬告滥诉案的图谋，我们有足够反制的措施，相信这些诬告案最终一定是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刁大明：在美国的疫情导致了一个结果，使这些传统的人权的问题综合性发作。所以有美国媒体评论，美国就像一搜泰坦尼克，疫情导致的结果就是泰坦尼克遇上了冰山，但是这部分弱势群体和当时在泰坦尼克上的乘客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没有救生筏。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格雷厄姆·艾利森：美国一直是国际秩序的首要"建造者"和"守卫者"，历史学家们将过去的100年称为“美国的世纪”，美国人对自己在各方面所处的顶尖地位早已习以为常。因此，若是有另一个如同美国一样力量强大的大国，甚至更大的国家存在，这将对美国人的自我认知造成威胁。

　　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黄进：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的关系我认为，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它是建立在国际法规则基础上的。两国之间应该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态度来处理好中美关系，要共同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共同维护好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法律体系，以及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共同携手来处理好世界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