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答记者问
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解释》），自2020年9月14日起施行。为更好地理解和适用《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
问：请介绍一下制定《解释》的背景情况和主要内容？
答：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中最具有强制力和威慑力的方式。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加强刑事司法保护，推进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订完善。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修改罪状表述，推动解决涉案侵权物品处置等问题”。司法实践中，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知识产权犯罪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特别是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争议问题较多，亟需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和规范。
《解释》共十二条，主要规定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根据不同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不同的损失计算方式，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二是进一步明确假冒注册商标罪“相同商标”、侵犯著作权罪“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侵犯商业秘密罪“不正当手段”等的具体认定，以统一司法实践认识；三是明确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罚适用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握等问题，规定从重处罚、不适用缓刑以及从轻处罚的情形，进一步规范量刑标准。
问：请介绍一下《解释》的起草过程，制定的主要思路是怎样的？
答：制定《解释》这项工作酝酿已久。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从2018年起先后开展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刑事审判工作调研、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阅卷调研、刑事审判工作座谈调研等多项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对全国11个省份2017年至2019年办理的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起诉、不起诉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全国经济犯罪检察部门对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开展了书面调研。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着手起草《解释》，先后多次征求中央有关部门、全国法院系统、检察系统的意见，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充分听取了有关专家、企业、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律师及公民个人等多方意见。
在起草《解释》过程中，我们坚持了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格依法解释。《解释》严格遵循刑法的明文规定和立法本意，从惩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实际需要出发，综合考虑司法实践经验，依法明确相关罪状涵义，厘清罪与非罪的边界。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有效解决司法实务问题。《解释》从司法实践需要出发，增加相关情节在定罪标准中的适用，构建合理的定罪量刑模式；规范假冒注册商标罪、侵犯著作权罪、侵犯商业秘密罪法律适用中的难点、疑点问题，进一步统一司法标准。
三是坚持宽严相济，突出惩治重点。《解释》明确规定了从重处罚和不适用缓刑的具体情形，重点打击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和因侵犯知识产权受过处罚后再次犯罪的情形，明确了罚金刑适用标准，充分发挥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同时规定了从轻处罚的情形，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四是坚持凝聚法治共识，充分吸取各方建议。我们认真梳理研判了来自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予以了充分考虑和吸收，坚持在《解释》中凝聚社会各界的法治智慧。
问：《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明确提出“探索加强对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及其源代码等的有效保护”，《解释》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商业秘密是由权利人自己采取保密措施保护的权利，不具有排他独占权，其本身界限相对模糊，国内外多方建议降低入罪标准，加大对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司法保护力度。《解释》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主要体现在：
一是根据司法实践需要降低了入罪标准。扩充入罪情形，将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因侵犯商业秘密导致权利人破产、倒闭等情形纳入入罪门槛；根据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及征求意见期间多方意见，将入罪数额调整至“三十万元以上”。
二是构建体系化、规范化的定罪量刑体系。本着罪责刑相一致原则，根据不同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不同的“重大损失”认定标准。鉴于以盗窃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往往更加隐蔽、卑劣，社会危害性大，规定对此类行为可以按照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权利人的损失，不再要求将商业秘密用于生产经营造成实际损失。对于违约型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由于行为人对商业秘密的占有是合法的，危害性相对小于非法获取行为，在入罪门槛上应有所区别，损失数额应当按照使用商业秘密造成权利人销售利润的损失计算。
三是明确法律适用、统一司法标准。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致的问题，《解释》予以明确和规范。如规定只有在商业秘密丧失非公知性或者灭失情形下，才能依据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确定损失数额，而不应将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扩大适用于各类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以统一司法实践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