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银饰、汉代陶牛……非遗国宝传递牛年祝福
贵州的潘雪，是一名苗族银饰锻造技艺的传承人，和所有的非遗传承人一样，她也用自己的方式，传递了牛年的祝福。
苗族银饰锻制手艺人 潘雪：苗族银饰，工艺水准极高，每一件作品都要在960摄氏度的高温中熔炼。在承受千万次锻打、压制、拉丝、编结、錾刻等30多道工序后，银饰才能以优美的姿态示人。
苗族银饰锻制手艺人 潘雪：就比如拿我们这次做的牛头的这个吊坠来说吧，第一步呢，咱们就需要先熔银。熔好银之后，我们要把它锻打成型，做成一个银条这样的一个形状。拉丝工艺最考验银匠的手艺，经过52道拉丝环节，一根银条，可以拉成头发丝的大小。就大概先把牛头的这个形状，用银丝把它编出来，把银丝在图案里面一圈一圈地填充好。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就是焊接，把我们做好的两面的牛头，把它焊接在一起。我们再进行一个清洗，就完成了。
苗族银饰锻制手艺人 潘雪：牛年是苗族最为吉祥的年头， 牛也是苗家的守护神，以牛的形象作为创作主体，也是希望母亲在新的一年中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归真返璞 六畜之首质本为农
农业是古代中国的经济支柱，农耕文化中牛不可或缺。今天的“博物馆寻牛”，我们一起犇向国家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透过珍贵文物，探寻农业史上的牛形象。
一眼望去，像一张萌萌的人脸，其实，这是一件农用铲，学名叫古耜，用野生水牛的肩胛骨制成，巴掌大小的它，出土于距今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仔细观察，骨耜的边缘严重磨损，应是河姆渡人长期用它平地、挖沟、排水造成的。骨耜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170多件，说明那里的稻作农业已经成熟。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翟胜利：在这一时期，中国境内还没有出现驯化家养的牛，这件骨耜应该来源于野生的水牛，牛与人类社会之间，以骨耜这样的方式影响了人类早期的农业的发展。
一眼千年，在湖北省博物馆，陈列着一套战国时期的“玉琀”，出土于曾侯乙墓主人口内。小小玉牛，器小如豆，连同羊马猪狗鸡，组成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六畜”，而牛居首位。
湖北省博物馆讲解员 彭心贝：古代人将它们作为葬玉放进死者的口中，代表的是一种祈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意。
据介绍，远古时期，古人根据生活需要和对动物世界的认识程度，选择了牛、马、羊、鸡、狗和猪进行饲养驯化，历经漫长岁月，逐渐成为家畜，就形成了六畜一说。
首都博物馆藏品管理与遗产调查部副研究馆员 于力凡：在商周时期，我们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牛的数量是最多的，超过了其他动物，主要是牛的骨骼。在商周时期，它可能更多的是作为祭祀使用，从西汉开始，它作为一种大型的牲畜，才开始逐渐地参与到农业的生产中。
“农为牛本，有功于世”，这件汉代陶牛，表面着黄色彩绘，陶牛身躯壮硕，脖颈粗短，腹部宽大，四腿强健，体现出一股倔强有力的牛气。经代田法、二牛抬杠法推广，从原来的单牛拉单犁变成双牛拉单犁，耕作面积和速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到了汉武帝时就出现了“天下安平、牛羊被野”的盛世景象，牛在农耕时期的作用越来越高，西周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到了汉代则规定，随便杀一头青壮耕牛要掉脑袋，并设有医官，保障耕牛健康。
而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唐代铜牛，出土于安史之乱的主角之一的史思明墓葬。这件文物，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着牛在古代中国的受重视程度。
首都博物馆藏品管理与遗产调查部副研究馆员 于力凡：它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常见的黄牛的形象。眼部的一些细纹儿，包括鼻部的褶皱，还有颈部的一些褶皱，以及尾部的毛发的刻画，就和实际的牛的形象是相符合的。每年的春天，皇帝会带着臣子到田间去实际地耕作一下，一个仪式性的活动，如果从这点考量的话，史思明虽然是一个僭越当成的皇帝，可能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他的墓葬里可能有这种铜牛的出现。
专家介绍，从宋代开始，耕织主题的诗文和绘画成为官方鼓励耕作的重要途径，延续至清代，康熙开始命宫廷画师绘制耕织图，每图亲题七言诗一首，借此鼓励农耕，而图册中常有耕牛。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翟胜利：到了明清时期，耕织图的创作就更加成系统了。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业可以说是国之命脉，而牛则可以说农业之本，可以说是国之所恃。
（总台央视记者 张昕 张立雷 李志贵 李峻 常青 许辉 李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