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李培林：中国式现代化为何能破“历史终结论”？

中新社北京12月7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能破“历史终结论”？

作者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共二十大报告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列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视野和世界眼光。

回首过往，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和广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它不仅打破了武断的“历史终结论”，也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新参照。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西方文明定义的“思维定势”

人类文明新形态或者说现代化文明的新形态“新”在哪里？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理解。

一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文明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文明。现代化的主线过去长期在理论上被塑造成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西方学术界有关于“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最终胜利”的一套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显然用事实打破了这种理论上的武断。

放眼人类发展史，还从未有过一个人口规模达14亿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发生过这样大的变动，这无论是对现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体系，还是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都是一个新事物。可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必然会产生广泛、深刻和长远的世界影响。

二是从中华文明出发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化长期以来一直被国际主流学界视为西方文明的扩展和延伸，尽管此前也有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现代化崛起，但并没有从理论上改变这种“思维定势”。

对于现代化的“东亚模式”，一些东亚学者也表现出文化自觉，试图从儒家文化圈等传统文化和内生因素建立东方现代化的解说。但总的来说，东亚学者似乎表现出一种理论上的“低调”，几乎没有产生任何一种基于东亚现代化实践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东方现代化理论。

中国现在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得以从文明的高度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这打破了以西方文明定义的现代化“思维定势”。

中国式现代化浸润于中华文化的自觉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始终浸润着中华文化的自觉与民族记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开启了中国近代受列强侵略、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割地赔款的耻辱史。

自那时以来，启蒙、救亡、变法、图强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中国一批批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启蒙图强的探索中形成了向西方学习、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主线。这看似出现了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取向，但其实，在人们容易忽略的另外两条线索中，中华文化的自觉性始终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一条是日常生活的线索。中华文化刻写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融在中国人世代相传的血脉中，体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态度、生活习俗以及天下观和价值观里，是抹不去也断裂不了的。今天的中国正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行，这条道路同样深刻浸润于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自觉。

另一条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变革图强思想理论的深层文化熏染。古为今用的深层文化熏陶在东亚多国发展起飞之后，也逐渐发展成一种中华文化自觉。正如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先生所提出的，儒家文化对东亚现代化的作用打破了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命题的铁律。与马克斯·韦伯持相同看法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只有新教伦理所带来的精神才能通向现代化发展。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拒绝“全盘西化”。在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优越论者看来，中国的和平崛起构成一种“文化威胁”。特别是中国有上百年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记忆，让他们以为，中国人有骨子里的排外心结。退一步讲，即便中国按西方的意愿发展，他们依然会把中国作为一种改变西方国家统治秩序的威胁进行打压。

持西方文化优越论的人士显然是在用西方文明的“逻辑思维”来理解始终成长于中华文化背景中的中国发展道路，且无法理解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天下观，这就是文明的差异。对这些人来说，只有真正读懂中华文明，才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世界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笔者认为，“高度契合”命题的提出，体现了中国人今天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不懈奋斗；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这些实践促使中国人从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当今世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不确定性。“丛林法则”只会走向毁灭，人类应该有智慧创造共同发展的未来。在此方面，大国都需要具有管控对抗激化边界的智慧和能力，走出一条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世界和平发展的新路。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侵略其他国家，没有掠夺他国的资源和财富，也没有向其他国家输出难民。中国要让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也要成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建设者和负责任的国际大国，不断提升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不断增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理解和沟通，与世界人民一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对此，西方中心主义者需要适应中国的发展变化，放弃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谋略和“零和博弈”思维，共同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完)

作者简介：

李培林，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社会学教授，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留学人员先进个人、“四个一批”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称号。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