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地赋我们无穷力量——写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际

关铭闻

一棵大树如何才能枝繁叶茂？唯有舒展根须不断向大地汲取营养；一条江河如何才能奔流不息？唯有敞开胸襟吸纳每一颗雨滴；一个大党如何才能永葆青春？唯有扑下身子融入人民。

春三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伴着和煦惠风，千百万党员干部带着察民情、知民意、集民智、解民忧的责任感，一脚泥水踏进了田埂，躬身礼贤走进了里弄小巷。

调查研究，是巩固党的执政之基的根本，是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纽带。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开展此次大调研，意义非凡：

这是极具远见的调研。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目标至伟，需要我们继续沿着正确的路径步履不息。通过调查研究，可以更好锚定方向、把准脉搏、直面问题，确保我们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第一步踩得准、踏得实。

这是极不寻常的调研。过去三年，我们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在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的关键当口，通过调查研究，可以更好聚焦高质量发展，扫清前进道路上的堵点淤点难点，满怀豪情走向新的胜利。

这是极富雄心的调研。在国际风云激荡、乱象丛生之际，中国以“风景这边独好”赢得世界瞩目，却有少数国家谋求对我断链、脱钩、打压。面对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通过调查研究，可以更好探求应对变局的思路和办法，在以变应变中增强走中国道路的信心、决心和底气。

这是极有深意的调研。党中央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调查研究，可以更好感悟这一重要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学会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提高履职本领、强化责任担当。

时代呼唤调查研究！

人民拥护调查研究！

历史铭记调查研究！

一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质。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调查与研究中萌发和诞生的。

在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通俗地说，马克思明确主张，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必须是从调查研究中来。

正是在这一实践观的指导下，马克思高度重视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于1866年编写了《普通的劳动统计大纲》，1880年又面向法国工人阶级设计出包含99个问题的工人调查表。而较早时候，恩格斯也正广泛地与工人阶级交朋友。他用21个月的时间走访了以伦敦和曼彻斯特为中心的十几个城市和乡镇，走遍了曼彻斯特每一个工人居住区，最终于1845年写出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时就善于运用调查研究的武器，不断探索自己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成立，就是建立在党的创始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入调查、深刻理解之上。陈独秀自日本留学归来后穿梭于北平上海、农村城市，遍察民间疾苦；李大钊以北大教授的身份，经常到长辛店的工人间进行调查研究，成为广大工人的知心朋友。正是因为调查研究，成就了一段“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念兹在兹、躬而行之的宝贵品格和优良传统。从遍地烽烟的战争岁月到激情澎湃的建设时期，从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年代到自信自强的建设现代化征程，正是靠着“调查研究”这个法宝，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带领全党、带领全国，创榛辟莽、开拓前行，克服一个个困难，解决一个个问题，在看似没有道路的地方探出了全新道路，对看似没有答案的问题作出了全新解答，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书写了彪炳史册的壮丽篇章！

关于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留下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这些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淬炼出的箴言，不仅指导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也成为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

纵观毛泽东光辉灿烂的一生，“知行合一”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远见卓识，来自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悉；他的每一步，都坚实地踏在中国大地上。正是通过调查研究，他找到了真理，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思想。

据湖南党史陈列馆资料统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展的调查研究，能统计到的不下60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到各地调研，有文献记载的不下57次、约2851天。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他有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调研。

有人重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段险象环生的革命岁月时，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次次奋争，一次次失败，只剩下几百杆枪的中国共产党，被笼罩在“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质疑声中，毛泽东哪儿来的定力，一头扎进江西寻乌、兴国等地，先后做了十几个系统的调查？

这是因为，毛泽东有着自己的信条：“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在与农民老乡的交谈中，在乡村阡陌的行走中，他深思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富有远见地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重大问题。他看到，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并写下了这样充满诗意的预言：“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不仅在至暗岁月里为我们党撕开一道绝处逢生的光隙，更让全党坚定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如磐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新的“赶考之路”。就在开国大典的当月，针对当时的绥远省有关干部在开展工作和搞生产建设过程中出现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

有人不解：革命都胜利了，为什么还要强调调查研究？

因为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和更为复杂的世界。如何向世界证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唯有调查研究！

在党的八大召开前，他利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每天谈一个部门，先后找了34个部门的同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文献，至今读来仍然脍炙人口，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正是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

邓小平同志也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他强调：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

邓小平的调查研究，处处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敢于决断的担当。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艰难探索的阶段，“办大食堂”曾经红火过一阵，但这种平均主义不久就暴露出弊端。为摸清问题、解开症结，邓小平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县开展调研，分别召开县、公社和生产队三级干部座谈会，到农民家里了解真实生活情况，深入实地进行现场察看，作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结论，为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实践依据。搞“工业七十条”也是如此。他连续11天调研鞍钢生产、考察大庆油田等，反复强调，要照顾原则、不要照顾面子，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20年后，邓小平回忆此事，还深有感触地说：“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

正是因为调研，让他见微知著，洞观道路、明辨方向。邓小平的“北方谈话”“南方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出思想解放的先声。光明日报刊发这篇文章，得到了邓小平的全力支持。由此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被学界认为是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并列的现代中国“三次最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一。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发的广泛社会反响，更坚定了邓小平调查研究的决心。9月，他出访归来，即赴北方四省一市开展调研。8天时间，他深入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边走、边思、边谈，他形象地自称“我是到处点火”。

他点的火，是促进全党思想大解放的“火”：让我们逐步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他点的火，是促进全党团结奋进的“火”：作出了“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断；

他点的火，是促进全党锐意改革的“火”：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1992年初，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调研。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次调研谈话阐发的一系列全新论断，驱散了长期困扰人们的思想迷雾。“东方风来满眼春”，这股强劲的东风，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我党的领导人，无不重视调查研究。

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经验说明，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研究。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凭老经验、想当然、拍脑袋，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现实，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胡锦涛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工作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晓喻全党：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他说，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这些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开展调查研究，伴随着习近平同志工作实践的全过程。在正定工作3年，他走遍了全县25个乡镇、221个村，带动全县调查研究如火如荼开展；刚到宁德工作不久，他即利用1个月时间跑遍闽东9个县，形成了《摆脱贫困》的开篇之作《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在福州工作期间，他以调查研究开路，深入思考发展问题，通过万人答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制定出台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3820”战略工程为福州跨世纪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到浙江任职后，他两个多月就走遍全省11个地级市，一年时间走遍全省90个县（市、区），长期坚持至少每周都安排一次调研。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是习近平同志的联系点。他基本上每年都回到村里考察，开“问诊会”、谋“发展策”，使这个藏在深山褶皱里的乡村，从“土墙房、半年粮、有女莫嫁下姜郎”变成远近闻名的“绿富美”。

正是细致、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铺就了浙江发展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同志先后提出“八八战略”、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生态浙江等重大部署。钱江潮涌，奔腾入海。欣欣向荣的之江大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调研开路、步履不停，了解基层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发现问题、认识国情、探求规律，不断丰富发展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略，找到了许多“啃硬骨头”的有效办法、“过险滩”的具体路径，在广袤的土地上、在广阔的视野下，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

调查研究是感性与理性相互启发、实践与理论相互激发的过程。调查是感性的认知、实践的积累，研究是思辨的总结、理论的升华。

正确的道路，从来都是深埋在国情的土壤之中。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发展强大，应该走什么路、怎么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调查研究，廓清了玉宇，拂去了尘埃，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要紧的岁月，提供了正确的指引。从井冈山、中央苏区到延安，从工农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进行理论总结的政党，党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调查研究的巨大价值。

1941年8月，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印发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是我们党第一个关于调查研究的专门文件；设立调查研究局，这是中央第一个专责调查研究的部门，毛泽东任局长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时任副局长。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告诫党的高级干部：“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

调查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并迅速在党内蔚然成风。张闻天率领的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北、晋西几十个村庄城镇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调研，完成了一批有影响的调研报告，写成给中央的报告《出发归来记》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林伯渠率调查团到安塞、志丹等县调研，写下《农村十日》。李卓然带领调查组走遍固临县2区4乡12村，形成十余万字的《固临调查》。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调查研究室）在一年多时间里，搜集772万字的资料，编印81.5万字的材料。这些丰富的调研成果，对当时中央正确制定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国内经济遭受困难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几次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决定在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中央领导同志纷纷走出中南海，刘少奇到湖南农村、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朱德到豫川陕冀等省、陈云到上海青浦及江浙地区开展调研。他们摸实情、听民意，为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为最终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提供了科学依据。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调查研究成为翻开这历史新页的强大驱动力。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春天的一首赞歌，那么调查研究就是最先奏响的音符。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破题，以调查研究开路，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和率先垂范下，我们党开启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艰辛探索。

如何让几亿农村人口吃饱肚子，这是让中国人民富起来必须解答的第一道难题——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走遍乡村田野，苦苦寻找着答案。在农民家里，尝到难以下咽的食物，听到农民说吃饱肚子是唯一要求，他流下了热泪；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凤阳县小岗村，看到自发尝试的“包产到户”让农民尝到甜头，他给予了坚定支持。安徽率先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改革的第一个突破口。

可以说，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了解农民的所思所盼；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拥有改革旧体制的胆识魄力；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造就农村改革春潮涌动的喜人景象。

1978年4月，年已65岁的习仲勋同志被派往广东主持省委省政府工作。他把调查研究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第一招，足迹遍布南粤大地，曾一次调研就先后至梅县、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登高远望，不远处国际大都市香港的兴盛繁华，给他带来强烈冲击。一个极具战略远见的构想在脑海里逐渐形成，他建言中央并牵头主持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由此，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开放之门。

可以说，正是基于调查研究，我们党看清了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看清了我们面临的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看清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是基于这一个个“看清了”，我们才如此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

如何跟上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是让中国人民强起来必须解决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1986年3月3日，由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人联合提出的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送到中南海，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迅速指示“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后，经全国200多位科学家历时大半年的调研论证，最终形成《关于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被称为“863计划”。这项战略性计划实施30年，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战略性高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面旗帜。今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超级计算机速度领先世界、载人深潜器不断挑战海洋深度，甚至我们日常饭碗中的超级优质稻米，都是“863计划”结出的硕果。

我们敬仰的改革先锋人物，都是在调查研究方面下足了功夫，才迈出改革探索的关键一步。曾任浙江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不知跑坏了多少双鞋子，才毅然拍板给路边摊市场开了绿灯。可以说，从“鸡毛换糖”到“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支撑义乌这一蝶变的“四梁八柱”就是调查研究。我国农村改革重大决策的参与者杜润生，不仅自己带头开展调研，还组织一大批农口干部下农村调研，他于上世纪80年代连续主持起草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特别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巩固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一生致力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走过数不清的城镇乡村，他提出的关于股份制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改革、非公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等思考和建议，为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和制度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无数事实证明：中国革命的每一次成功，都离不开调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每一步探索，都镌刻着调查研究；我们社会主义巍巍大厦的基座，就是调查研究！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调查研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始终牢牢抓在手上。

这是新时代开启之时面临的严峻现实：尚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0.2%，比全球90%以上国家的人口都多。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如何让近亿人摆脱贫困、过上衣食无虞的生活，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共同富裕之路？这是共产党人的责任，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切的牵挂。带着这个重大使命，总书记踏上调研问计之路，以不停歇的脚步丈量着贫困的各个角落，年年去、常常去，掀开老乡的锅盖，摸摸老乡的被褥，拉着老乡的手唠唠家常，访贫问苦的每个细节都融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使命和情怀。

历史的天空留下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

在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总书记顶风踏雪进村入户看真贫，发出脱贫攻坚动员令；在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在江西省井冈山市神山村，总书记和村民们一起算收支账，动情地说“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在云南省贡山县，总书记掷地有声地承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回顾，“8年来，我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贫，坚持了解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实际情况”。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胆识、智慧、决断与谋略，就是在这一次次深入调研中酝酿形成的。

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以及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闻令而动，在调研扶贫、参与扶贫、决战扶贫中，探索出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等精准扶贫实在管用的思路和方法。新时代十年，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不朽传奇，迎来了中华民族千年小康梦想一朝得圆的高光时刻。

仅仅小康还不够，更好的日子需要更好的生态。

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生于斯、长于斯，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

发源于青藏高原，万古奔腾的长江，出世界屋脊、跨峻岭险滩、纳百川千湖，连接起锦绣壮美的华夏大地；奔流不息的黄河，一路冲关夺隘、千折万转、纵横万里，汇入茫茫大海。没有这大江大河，就没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但是，长江病了！我们无休止的索取，使她严重透支：航道不畅，鱼儿锐减，水质持续恶化，河湖湿地萎缩，曾经美得令人沉醉的沿江两岸，处处千疮百孔。

一直体弱多病的黄河，境况更加堪忧。以不足长江7%的水资源总量，承担了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的供水任务，任性造湖、支流污染、河滩乱占乱建、非法采矿采砂，黄河不堪重负。

如何让母亲河安澜清晏？如何让母亲河永佑子孙？这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始终关注着这大江大河，忧心江河之病，调研谋划着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的发展之道。

总书记连续前往长江上、中、下游调研，分别在重庆、武汉、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在江边看、会上讲，语重心长：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设立生态禁区，通过立规矩，倒逼产业转型升级；长江禁渔是件大事，关系30多万渔民的生计，代价不小，但比起全流域的生态保护还是值得的；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长江又美了。不，是更美了！长江鲟、岩原鲤、刀鱼、鳤鱼等特有珍稀鱼类种群持续恢复，“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频露面，昔日的化工厂区已成草木繁盛的江畔绿地，曾经脏乱差的环境成为人们流连忘返的滨江生态公园，沿江自然保护区中白鹤起舞、天鹅嬉戏。

总书记多次走近黄河实地调研，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9省区，分别在郑州、济南主持召开座谈会。大河浩荡，黄河岸边的劲风，吹拂着他保护母亲河的火热情怀。在深入调研与思考过程中，形成了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擘画。他反复叮嘱，要保护好“中华水塔”；明确要求“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强调要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有多少汤泡多少馍”；警示水安全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灰犀牛”，要有始有终、锲而不舍抓好黄河生态保护工作……

如今的黄河，又呈现了怎样的姿容？中华水塔水量日趋丰沛；昔日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植被繁茂；黄河输沙量大幅减少，区域主色调历史性由“黄”转“绿”；曾经的煤焦生产大市、曾经的矿山渣坡，已是绿水青山生机盎然；黄河入海口，成了东方白鹳等370多种鸟类的乐园。

大调研催生大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相继提出，标志着我国“江河战略”正式确立。自古文明因水而兴，我们的母亲河将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更加丰沛的滋养。

生态之殇，曾经是我们改革进程中的痛。生态文明，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着力最多、用情最深的领域之一。新时代十年，总书记调研生态文明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过。推进脱贫攻坚，一直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是如此深入人心、妇孺皆知；调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形象地总结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对祁连山、秦岭的生态“疮疤”深感痛心，多次批示整改，亲自前往验收，警醒党员干部“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不能踩着西瓜皮往下溜，而是要继续爬坡过坎”，“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在云南洱海、在广西漓江、在河北塞罕坝、在浙江安吉、在福建武夷山、在海南五指山，总书记和干部群众共话“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畅想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在总书记身体力行持续推进中，美丽中国的大美画卷正徐徐铺展开来。

如果说，保护好壮美河山是培厚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沃土，那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如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总书记同样从调查研究中寻找答案。

21年前，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为当地一名文史专家所著《福州古厝》撰写序言，提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由此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他对历史文化的礼敬之心。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赴良渚调研，提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采取有力举措推动发掘保护工作，一座格局完整、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得以重现人间，带给世界意外惊喜。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新时代十年，总书记把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在敦煌莫高窟、嘉峪关、云冈石窟、安阳殷墟，在曲阜孔府、武夷山朱熹园、眉山三苏祠，在京杭大运河、福州三坊七巷，都留下了调研的足迹。

透过历史的烟云，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过怎样的路”，他要求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面对无比丰厚的文化遗产，他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与孔子、朱熹、“三苏”等对话，感知古代先贤的智慧之光，聆听历史深处的浑厚回响，他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极为重要的调研成果，成为新时代我们党深化“两个结合”、坚定“四个自信”、推进“两创”的共识与行动。

山一程、水一程，迎着风、向着光。在人民之间、在祖国大地，身入、心入、情入，总书记亲力亲为开展调查研究，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了不竭的源头活水，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实践之基。

四

我们讲调查研究，千言万语，最后还要落到出成果、见真章上。调查研究不仅是工作方法，也是工作态度，更是检验党员干部宗旨意识、党性观念、能力作风的“试金石”。

如何搞好调查研究？最近，很多网友不约而同提到《之江新语》的开篇之作《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认为总书记写于20年前的这篇文章，讲透了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对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调查研究，切忌作“井中葫芦”，看上去似乎是下去了，其实却始终浮在表面上；调查研究，切忌“坐着小车转、隔着玻璃看”，看上去似乎什么都看到了，其实却雾里看花、一片朦胧。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高手在民间，群众最有发言权。调查研究的首要，就是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正所谓，基层是最好的课堂，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坐在办公室里全是问题，走到田间地头全是办法。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组织一支120多人的调查队，踏遍那时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一点一滴宝贵经验上升为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的具体策略，牵住了改变兰考落后面貌、促进兰考发展的“牛鼻子”。廖俊波、黄文秀、兰辉等一大批新时代党的好干部，全身心投入调研，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创造了人民记得住的业绩。

的确，只有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才能不断把造福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开展调查研究，最宝贵的在于求实。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守党性原则，做到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有的地方在调研中总结出“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的“四看法”，找准了对象，盘清了家底，实际效果好，就是务求实效的生动例子。

开展调查研究，最忌作风漂浮、玩花架子，那种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先入为主式调研，最是要不得，不仅加重基层负担，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邪气，也为人民群众所憎恶。

的确，只有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身入基层、心入基层，把调研的功夫下足，才能为科学决策提供实在管用的参考依据。

调查研究，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入分析问题，全面掌握情况，倘若大而化之，往往谬以千里。只有对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才会在精微处体察民瘼、领悟民意；只有对每一方观点都侧耳倾听，才能汇集众智、协力向前；只有将所有的“细枝末节”融会贯通，才能胸怀全局、运筹帷幄。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时代就是在持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进程中滚滚向前的。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而发现问题，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朝着问题进发，是此次大兴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中办印发的《工作方案》梳理了12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为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划出了重点。

我们既要善于站在时代奔涌前行潮头、立于国际风云际会高处，调研谋划大战略、解决大问题，又要做到扑下身子、贴近群众，调研解决好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一桩桩、一件件具体问题。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一锤接着一锤敲、积小胜为大胜的过程。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调查研究尤其要敢于接“烫手山芋”、善于钻“矛盾窝”。

的确，只有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才能找到解决复杂矛盾、棘手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

大地广阔，河流众多，调查研究就是帮助我们摸到踩准“过河的石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扣准脉搏、攻坚克难。这就需要我们在调研中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唯其深、唯其实、唯其真，才会准、才管用。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将县城卖豆腐的、打铁的、理发的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家经营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习近平在福州组织的大调研，收到有效调查问卷33200多份，把群众所思所盼尽数装在心里。我们开展战略性调研、对策性调研、前瞻性调研、跟踪性调研、解剖式调研、督查式调研等，都要摸准实情、直击要害，找到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金钥匙。

聚焦真问题，必须防止一刀切、一锅煮，防止以片面代替全面、以个别代替整体、以假象代替本真，不能预设框架，回避矛盾，也不能拿容易解决的问题“开刀”、去基础较好的地方“蹲点”。

调查研究的终点，不是完成调研报告，而是看能否将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解决好。那种遇到困难绕着走、碰见矛盾拐个弯的所谓“调查研究”，只能是清谈误国。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调查研究，说一千、道一万，务实有效才是关键。现在，大家都很忙，拿出大块的时间搞调研不易，但这不能作为调研不深入的借口。只是“去过”不能算数，还要沉下心来蹲几天，现场看、当面听、直接问，才能心中有数；只调查不研究也不能算数，调查和研究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调查获得的一手素材需要通过提炼总结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才能解决问题、指导实践；有素材、有分析但无良策同样不能算数，不少调研报告往往是堆砌情况、罗列数据，分析也头头是道，看着也很热闹，就是对策建议或者寥寥数语，或者无关痛痒，这样的调研报告到底有什么效果？回答是否定的。

调查研究做得好不好，关键要看群众是否认可。人民群众，是我们工作的服务对象，也是我们开展工作的依靠力量，更是检验我们工作成效的终极裁判。毋庸置疑：好的调研报告，一定是带露珠、接地气，能把“问题清单”变为“成果清单”。

落地有声，问题解决了，群众能不欢迎？！

五

才溪乡的油菜花开了，小岗村的早稻田绿了，闽宁镇的老乡们笑了……

穿越伶仃洋的港珠澳大桥一片繁忙，黄浦江入海口万轮竞发，雄安新区的建设工地上塔吊林立，渝新欧班列从霍尔果斯穿过国门向世界飞驰，广西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的主播们用东盟各国语言推介特色商品……

春风浩荡，江山壮丽，人民豪迈。

当下中国，正奋力奔跑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大道上。这是强国复兴的召唤，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前景光辉灿烂，路途难免会遇险阻，作为继往开来的有志者，调查研究，就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闯关秘籍”。

听，调查研究的鼙鼓挥槌劲擂！

看，越来越多的调查研究者已经在路上！

躬逢其盛，我们该怎么办？

走啊，加入进去!

（执笔人：王慧敏、赵建国、邢宇皓、户华为、王国平、王琎、彭景晖、杨舒）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21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