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记者 杭成）随着习近平总书记访美之旅的展开，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前景为更多世人所瞩目。为此，求是网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陶文钊教授解读这一问题。
陶文钊教授首先谈到了两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尽管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存在，但更多的中美两国政界、学界人士认为，处在21世纪，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关系都有许多新的特点，两国可以避免过去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竞争、对抗的悲剧，走出一条新路。
如基辛格认为，“美中关系不应当被认为是一个零和游戏，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的出现本身也不应当被假设为美国的战略失败”。他提出了构建“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紧张源于中国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美国担心中国企图把美国赶出亚洲，而太平洋共同体概念能够缓解双方的担心。中美两国应该实行“共同进化”，“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领导人了决意保持经济增长，因此不会实行对抗性的外交政策，他们无意在军事上挑战美国，而是聚焦于经济的增长和作为大国被接受。中国分明正在融入国际体系，其领导人看来意识到了，想把美国赶出去是无济于事的，谨慎地拓展中国的影响是通向全球卓越地位的最保险的渠道。中国不可能把美国赶出东亚。
中国学者吴建民认为，不称霸是中国的国策，中国坚定不移地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坚决反对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因此中国绝不会与美国进行一场新冷战。中国顺应世界潮流的路线不能变，决不能落入煽动新冷战者设下的陷阱。黄仁伟乐观地预测，中美共同利益将继续扩大、继续深化，越来越成为双边关系的坚实基础。王缉思等认为，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不论是爆发军事冲突还是大贸易战、货币战，最终结果都是两败俱伤。袁鹏等认为，虽然美国公开宣誓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中国还有很大的崛起空间，美国既无法阻挡，也无法颠覆。因此，最有效的共处方式就是双方在现有合作基础上，继续寻找共同点，探索共同利益的深层内涵。”
陶文钊教授指出，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经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这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判断。
以此为基础，从中国角度出发，中美关系具有光明前景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出。
首先，维护一个长期稳定的对美关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78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中美发表了《建交公报》， 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而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更是与中美建交谈判同时进行的。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环。中美关系正常化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资金、技术和市场，美国作为经济和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可能成为中国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市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谈及中美建交问题时说，“这确实是个大局”。三十几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当初邓小平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从时代的性质和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确定了和平发展的方针。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中国发展的途径是和平的，而不是象新老殖民主义者那样搞侵略、扩张和掠夺；中国发展了，将对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对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和平发展方针，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的，也是从中国近代以来的苦难遭遇中得出来的必然结果。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基本、久远的选择。
第三，中国不输出意识形态，不以意识形态作为区别国家关系亲疏远近的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国际舞台。但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在两极世界的国际格局下，中国的外交也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曾经出现过以美国划线和以苏联划线的倾向，影响了中国同美或同苏友好的一些国家的关系。改革开发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把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总结了过去外交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外交政策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以意识形态论亲疏远近的对抗性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不符合当前时代的特征，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也妨碍我国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在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特别指出，国与国的关系不应当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好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是由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等许多因素决定的。只有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普遍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营造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四，中国不挑战美国霸权。
上升中的大国一定会与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发生冲突吗？在世界历史上，崛起大国挑战现存大国导致两者冲突甚至战争确实曾一再发生，但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美国自己就是一个例子。而中国当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既没有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能力，也没有这个意图。即使中国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这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反复作出的承诺。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六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
第五，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维护着、建设者、贡献者。
大致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走过了两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世界； 改变自己，影响世界。邓小平在1988年12月接见外宾时说：“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中国不是要挑战或用革命的手段颠覆现有的国际体系，不是要“另起炉灶”，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李克强在2014年国庆节前夕会见31国驻华大使时说：我们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作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致力于维护睦邻友好大局与世界和平稳定。这是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概括。正如美国学者蓝普顿（David Mike Lampton）所说，中国融入国际机制、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有利于增加美中两国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减少双方之间的误解；中国逐渐意识到，维护现存国际体系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只要现存的国际体系和规则对中美两国都基本有利，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