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能否挂“公牌”？

　　新华网北京２月２０日电题：公车能否挂“公牌”？

　　——一位小学生关于公车改革的建议引发的思考

　　记者陆文军、宗巍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公车私用”问题持续发酵。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加强公车管理，但“公车私用”却难刹车，由此带来的浪费腐败更是触目惊心。

　　记者采访发现，缺乏有效的监督办法，是造成当前“公车私用”泛滥的重要原因。前不久，一位北京小学生提出给公车上红牌便于接受监督的建议，在微博上被人们一次一次的推介和转发。

　　公车私用，被发现的只是少数？

　　大年初一，一条关于公车改革的微博在网上被疯狂转发。云南州委宣传部微博公布了部长伍皓的公车牌号，“敬请全州广大干部群众和全国网友监督。”

　　两天后，广州市南沙区城关分局四名执法人员驾驶公车，在非执勤时间到市远郊一家农庄用餐，被网民拍下上传后迅速引发热议。目前，当事人已被停职检查。

　　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手段，公众监督公车腐败力度越来越大，“街拍公车，曝光腐败”成为一道别样风景。“中国公车私用曝光台”等微博账号，成为公众热门点击对象。

　　“当前新媒体环境下，公众监督手段增多，力度加大。”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而据一些政府官员私下透露，“街拍曝光”越来越多，他们也绷紧了公车使用这根弦，生怕一不小心被曝光。

　　然而，从近期曝光的多起“公车私用”事件来看，情况不容乐观，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中不准在节日期间公车私用等规定，并未得到贯彻执行，“车轮上的腐败”仍在蔓延。

　　春节期间，记者在一些地方的餐饮场所和景区门口，仍能看到标识明显的公车。网络上发起“随手拍豪华军车”活动后，不断收到群众自发拍摄的“公车私用”照片，其中不乏奥迪、宝马、路虎等豪车，有的是在出行路上，有的停靠在景区门口。

　　叶青告诉记者，与这些明目张胆的行为相比，一些隐蔽的“公车私用”问题更严重。一般来说，公众能轻易辨认出白牌车、Ｏ牌车等一目了然的公车，但对于那些标识不明显的公车，则很难辨认。所以依靠公众“街拍曝光”的监督办法，被曝光的公车只是少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厅级干部告诉记者，“公车私用”现象泛滥背后有数量不断攀升的公车在支撑。１０年前他们单位只有五六辆车，现在已经翻了好几倍，还在变着法儿买新车。如果再不监督治理，１０年之后，“公车私用”不知道泛滥到什么程度，“这就好像城市动迁，越拖成本越高，代价惊人。”

　　监督失效，根源在于群众无从监督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公车私用”治理力度，各地也在探索监督办法。２００９年杭州市规定市局（副厅）级以下取消专车，实行货币补贴。２０１０年广州市启动试点，引入ＧＰＳ实时全程监控公车使用情况。

　　然而从各地试行情况来看，效果却不理想。ＧＰＳ等高科技并没有管住“公车私用”老问题，一些公职人员照样无视政府的相关禁令，造成监督屡屡失效。

　　“公车标识不明显，私用现象群众就无从监督。而缺乏公众参与，公车监督办法必然‘先天不足’。”吉林大学教授邴正说。他介绍，现在对公车的监督，大都是政府内部监督。然而，让坐公车的既得利益者去监督治理公车，只会使约束机制徒有其名，监督也容易变成走过场。

　　梳理近期“公车私用”事件不难发现，就是外部特征明显的公车容易被曝光。比如喷涂了字样的军车、警车、执法车等，但数量更为庞大的公车由于外部标识不明显，难以被公众识别。

　　在浩浩荡荡的迎亲车队中，在富丽堂皇的酒店外，在熙熙攘攘的景区旁，有多少公车在其中人们无法识别，又如何监督？

　　记者了解到，为了躲避外部监督，一些地方政府的应对办法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最普遍的就是采用“障眼法”，一辆公车配备多套车牌，参加公务活动用“领导牌照”，私用时改挂普通车牌。这样一来，群众的监督就变得更加无力。

　　邴正认为，在公车使用的整个链条中，缺乏有效监督已经成为滋生“公车私用”的最大“毒瘤”。群众自发监督的范围和办法有限，再加上“公车私用”违规现象的惩处力度小，最后导致“公车私用”现象愈演愈烈。

　　给公车上“公牌”，小学生建议能否成为国家政策？

　　前不久，北京市海淀区二里沟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栾松巍建议，让公车挂红色牌照，以便于统一管理和群众监督，遏制“公车私用”现象。

　　一位小学生的建议得到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的认可。采访中很多人表示，小学生的建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既能提高公车使用透明度，也便于群众监督。在当前监督手段屡屡失效的情况下，小学生的这个建议，能不能成为国家政策？

　　“如果公车有了明显标识，在那些公车不该出现的场合地方，还有多少人敢于以身试法？”叶青问。

　　一些专家认为，治理愈演愈烈的车轮腐败，必须依靠“监管＋改革”双管齐下，不仅要内部监督，还要引入外部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和网络监督等。同时还必须将公车配备使用情况纳入政务公开。

　　“当前，要以公众监督为突破口，还要配套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只有将公车管理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公车私用，将公车消费关进‘制度的笼子’。”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说。他认为，监督“公车私用”既要探索新办法，也要增强攻坚克难的决心和勇气。

　　对于公车超标、私用等违规现象，公众呼吁必须加大问责力度。今年１月９日，广州市萝岗工商分局工作人员违规使用公车。被市民发现举报后，该部门除了通报批评外，仅让当事人补交了１１９元使用费。

　　监督“公车私用”７年多的广州市民区少坤说，这些年监督举报“公车私用”，得到的答复基本是通告批评、停职检查，或让当事人补交使用费。惩处力度普遍很轻。他建议，加大“公车私用”问责力度已经迫在眉睫，这不仅会起到震慑作用，更能展示政府主动接受监督的诚意。

　　叶青表示，除了提高监督和惩处力度外，也要最大限度减少公车保有量。在韩国首尔、中国香港等地，由于公车数量少，基本不存在监督难的问题，因为一开出门所有人都知道公车出行，自然不敢私用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