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党中央基于我国经济运行规律和国内外环境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做好当前和未来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对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始终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和需求在对立统一中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新时代以来，我国需求和供给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

需求由内需和外需构成。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通过不断扩大外需，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成为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行销全世界。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并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特别是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各种遏制打压，包括抵制我国生产的产品，这导致外需增长的势头没有以前强劲。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积累起了巨大的内需潜力。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和投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总需求不足问题依然突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还发挥不够。

从供给侧来看，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建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有巨大的生产能力。但存在着“全而不优”“全而不强”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比如水泥、钢铁中的建材等产能由于房地产投资偏弱而过剩；部分新兴行业存在重复布局，投资增长速度过快，但下游相应消费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从而出现内卷式竞争和过剩；一些原计划出口的产能则由于外需的变化而出现过剩。二是供给体系质量不高，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此外，供给体系的安全性稳定性还有待提升，有些关键核心技术的供给严重依赖国外，存在“卡脖子”现象。

这种供需新变化，意味着影响供需之间动态平衡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为此，要把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推动经济行稳致远。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推进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打通两者结合的断点堵点卡点，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因此，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动供需做强做优，推进供需深度融合，畅通供需高质量循环。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需求是一种宝贵的资源，需求在，动力就在；需求强，动力就强。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成为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市场，扩大内需有非常好的条件。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多次遭遇冲击，比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等，我们都通过扩大内需进行了有效应对，可以说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效果逐渐显现，内需不断回暖，2023年经济呈现出回升向好态势，但基础还不牢，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增强。消费在内需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要不断增强消费的能力，改善消费的环境，扩展消费的渠道，提升消费的意愿，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更好发挥投资对于扩大内需的关键作用，扩大有效益的投资。要处理好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的关系。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有挤出效应，也有溢出效应，在社会预期偏弱的时候，政府投资对于树立信心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任务是，通过科技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升级的动态适配性，以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创造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系统布局和推进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战略支撑。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能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是能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是能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方向，也是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到位的重要标准。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供需是要循环起来的，并在循环中不断推动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内部循环的势能强大。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影响二者相结合的断点堵点卡点，需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的势能，将其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效能。这是因为市场半径决定分工程度，分工程度决定效率高低。我国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现象，而市场分割将会抑制分工，既不利于需求的释放，也不利于供给体系质量的提升。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国际循环在促进供需结合中的作用，因为虽然国际循环现在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但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进程中，国际循环也面临着新的机遇，而且机遇大于挑战。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突出重点，把握关键。

一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9项重点任务的首位，既凸显出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也凸显出科技创新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因此，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决定创新的诸多因素中，人才是关键。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2.4亿人，这是推动创新的底气所在。要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提高人力资本密度，既要在国家层面上形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也要结合各地产业状况，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性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形成雁阵式创新格局。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现代产业发展的引领力。

二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因此，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会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因此，要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特别是要确保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稳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同时，民生领域也是投资的富矿。新时代新征程，人们对教育、养老、生态等高品质民生的需求更加强烈，这为扩大投资需求创造了难得机会，进而真正做到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

三是深化供需领域改革。需求潜能的释放和供给体系质量的提升都还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障碍，需要深化改革。就需求领域的改革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特别是要推进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使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能比较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降低城市生活成本。这一方面有助于稳定和提升流动人口在常住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另一方面有助于打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障碍，推动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就供给领域的改革来说，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特别是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更加公平的环境，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出台更具包容性和稳定性的举措。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更好孵化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完善宏观调控。宏观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统筹重大政策规划、重大工程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在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的背景下，有些规划、项目、布局可以提前落地，以稳定预期和扩大有效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种宏观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协调配合，特别是要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防止“合成谬误”，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放大政策组合效应。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