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激活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基因
本报记者 李小佳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价值观作出新的重要指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也指出，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传统文化与当下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究竟有何关系？能否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伦理？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
解放新论：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得到积极而又强烈的社会反响。这是为什么？《意见》回应了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哪些期待？
叶小文：这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背景。当前，从国家层面看，中央重拳出击治理腐败，重塑官德，改善吏治，寻找破除权力寻租的良方；从日常生活层面看，老百姓对于“扶不扶老人”等事件不断热议，道德问题、底线问题常常引发人们的拷问。这两个层面的现象看似相关度不高，但实际背后都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有着强大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深沉的文化焦虑，遇到价值观的两次大的绞力：
一是近代中国在几乎要亡国之际，中华民族面对的文化困惑和价值选择。面对文艺复兴后的西方，面对工业化进程加快的西方国家，当时的中国落后、破落到让人宰割的地步。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新思旧思的大讨论，实际是民族危亡之际的价值观痛悔和反思。当时，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要抛弃旧文化；要民主、要自由，要以新文化来救中国。这其实是中华民族一次价值观的大危机、大冲击，是一种民族存亡绞力下的价值观大讨论。
二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再次面对的价值观问题。当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们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国家综合实力逐步增强。可是，由于我们进入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人类进步的但充满了矛盾的大场里面，价值观和文化层面又开始有绞力了。此背景下，我们要回答，物质丰富了，为什么有的人精神反而贫乏了？道德到底该怎么搞？人有没有底线？应不应该、能不能够有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解决这些问题？
《意见》是对当前国家面对的价值观绞力的一个有力回应，它切中了人们对于价值观问题的思考和困惑。从国家和民族复兴层面来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这就是《意见》出台后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的背景和深层原因。
解放新论：习近平总书记和《意见》都谈到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究竟能对核心价值观这个民族复兴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大问题提供怎样的解答？
叶小文：《意见》出台标志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必要性”的热烈讨论和统一认识，进入到“可行性”的切实操作和走向落实的新阶段。
价值观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会引发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因此，要针对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来构建我们的新的价值观念。这个变化从根本上来看就是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体系，有积极性的一面，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力工具。但市场经济对价值观有两个相反方向的作用力：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也就是说，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会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整体日益追求公平正义和道德水平提高。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道德悖论，而这个悖论又很难在市场经济机制内部解决。
面对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有什么独特的解决办法吗？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中，解决道德悖论的一个重要资源和优势，是其文化传统。中华文化中的精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应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中优秀的精神基因，使其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伦理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
解放新论：但有人提出，传统文化无法为人们提供化解现代价值观困局的能力。今天，该怎么理解传统文化有其存在价值，特别是它在市场经济中运用的价值？
叶小文：先来看看很多西方国家学者对市场经济的伦理对策。其中两个人的贡献最为显著：
一个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又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一种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的社会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的个人目的论，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斯密理论”之中。但他提出了问题，却未能解决问题，给出的是一个“斯密悖论”。
另一个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于是现实生活中，资本家为了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救赎，积极勤劳致富，承担“诚实交易”、“遵守承诺”和“守时”等义务和责任，并且以刻苦、勤奋、忠诚等态度来对待各自的职业，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韦伯的观点一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出现式微。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就是美国市场经济信任危机、伦理危机的必然反映，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可能解决市场经济道德悖论的注脚。
但是，他们的探索也给我们留下两点深刻的印象：一是斯密强调靠“人的本性”启发我们，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二是韦伯能倾其一生，致力于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为什么不去认真探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呢？
所以，尽管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简单地就把我们带进现代化，但我们强调要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不是要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要使时代精神和传统文化相互交织，发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伦理的新芽，使其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支撑。对于传统文化不可能照搬，而需要重铸。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民族精神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解放新论：怎样重铸？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叶小文：这可以从回答三个问题开始：一是在人性和金钱的碰撞中如何激扬人性？鉴于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在各种物质诱惑中的免疫机能。
二是在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中如何约束权力？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百姓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赴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相契相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权力约束的“紧箍咒”，获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三是如何避免市场经济全方位渗入社会生活更好地治理社会？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使之转化为新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一。
总的来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解决好市场经济伦理问题上“接地气”，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上“采金矿”。
关于“接地气”，《意见》明确要求，“确立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出台经济社会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要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建立完善相应的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防止出现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
关于“采金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靠“神召”来作为立足此岸、面向彼岸的价值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天下情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等。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远比西方文化中“创世者”的一个“神召”来得厚实和丰富。
不只是社会主义中国，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对精神支柱、精神安顿的问题。其中，价值观问题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伦理问题，是东西方都遇到并且至今并未解决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是，在今天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不要轻看另一个“决定性作用”——具有突出优势、深厚软实力和重要精神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其基因一旦激活，不断生长和放大，就可能形成百病不侵的抗体，百折不挠的动力，形成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可以尝试着，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激活这些精神基因，成功结合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构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当这个价值观的大问题基本解决了，当大家都富起来，且成为君子，微观层面上的“扶不扶”、“骗不骗”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了。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