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体系，有积极性的一面，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力工具。但市场经济对价值观有两个相反方向的作用力：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也就是说，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会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整体日益追求公平正义和道德水平提高。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道德悖论，而这个悖论又很难在市场经济机制内部解决。

　　面对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有什么独特的解决办法吗？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中，解决道德悖论的一个重要资源和优势，是其文化传统。中华文化中的精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应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中优秀的精神基因，使其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伦理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　　解放新论：但有人提出，传统文化无法为人们提供化解现代价值观困局的能力。今天，该怎么理解传统文化有其存在价值，特别是它在市场经济中运用的价值？

　　叶小文：先来看看很多西方国家学者对市场经济的伦理对策。其中两个人的贡献最为显著：

　　一个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又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一种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的社会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的个人目的论，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斯密理论”之中。但他提出了问题，却未能解决问题，给出的是一个“斯密悖论”。

　　另一个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于是现实生活中，资本家为了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救赎，积极勤劳致富，承担“诚实交易”、“遵守承诺”和“守时”等义务和责任，并且以刻苦、勤奋、忠诚等态度来对待各自的职业，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韦伯的观点一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出现式微。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就是美国市场经济信任危机、伦理危机的必然反映，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可能解决市场经济道德悖论的注脚。

　　但是，他们的探索也给我们留下两点深刻的印象：一是斯密强调靠“人的本性”启发我们，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二是韦伯能倾其一生，致力于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为什么不去认真探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呢？

　　所以，尽管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简单地就把我们带进现代化，但我们强调要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不是要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要使时代精神和传统文化相互交织，发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伦理的新芽，使其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支撑。对于传统文化不可能照搬，而需要重铸。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民族精神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