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旅美中国摄影师眼中的“9·11”十年

2001年9月15日，李振盛在爆炸现场向遇难者献花。 李笑冰 摄

▲“9·11”后第二天，原先鹤立鸡群的世贸双塔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一名美国人将美国国旗上的50颗星画成一颗大星。

    ●2001年9月11日，旅美中国摄影师李振盛目睹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直播的最大灾难”，并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

    ●10年后，李振盛对外发布这些照片，希望通过镜头反映当时的真实场景，并对这10年来普通美国人走过的历程进行梳理。

    因在国内处理事情而将错过美国“9·11”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李振盛，近日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以其在美国16年的经历感慨：“‘9·11’并非只是纽约、美国的灾难，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感同身受，从而反思我们人类的前进道路是否正确。”

    “世贸大楼像太阳下化掉的冰棍一样瘫倒了”

    李振盛家住在纽约皇后区，离世贸中心的距离大约不到10公里。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向世贸大楼时，李振盛在家并没有感觉到，还是儿子给他打电话，说飞机撞上了世贸大楼。

    李振盛连忙打开电视，冒着浓烟的世贸大楼让他想起来必须拍照片。他从窗外的防火梯爬上7楼顶，当时世贸还没倒塌，两栋大楼各有一个大洞，都在冒黑烟。李振盛说，他当时认为世贸不可能完全被摧毁，顶多是炸掉半边或者一个角。

    为了看得更清楚，李振盛返回家中看电视，正好世贸大楼要垮下来，他又爬上楼顶，“世贸大楼像太阳下化掉的冰棍一样瘫倒了”，完全被一堆烟雾围绕住，“就像定向爆破炸一只烟囱一样，我当时都呆住了。”

    李振盛女儿的学校在曼哈顿35街，离世贸只有2-3个街区，她打电话来报平安。爆炸发生时，她正和同学在新泽西，和纽约只隔一条哈德逊河，看见大爆炸，他们说：“我的天哪！”然后赶紧去买相机想记录这一刻，结果相机还没买回来，世贸已经倒了，巨大的烟雾漫过哈德逊河，从新泽西看，整个纽约都在烟雾当中。

    从曼哈顿到李振盛家，坐地铁平时只要40分钟，但“9·11”当天纽约交通完全瘫痪，他儿子早上9点从曼哈顿往家赶，下午5点才到家。回到家，他儿子说这真是地狱一样的经历，曼哈顿逃难的人就像蚂蚁一样，“这比看到的任何一部好莱坞巨片规模都要大，路上的人一边跑，一边打电话。”

    “美国人心里的一个偶像倒掉了”

    李振盛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因为他原来工作的一家中文杂志社就在世贸一号楼46层。

    世贸在纽约人心里的地位，不去纽约的人体会不到：它是纽约的地标和国家地标，甚至比五角大楼还重要。“这样一栋大厦突然消失，纽约人根本无法接受，美国人心里的一个偶像倒掉了。”

    事发第二天直到凌晨2点，李振盛还没有一点睡意。他儿子睡觉前对妈妈说，明天停课，不用早起了，妈妈也不用起早做早餐了。事发后公司全部停工，学校全部停课，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袭击目标会是哪儿，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一个最强大的国家，竟然被人轻而易举地突袭，美国人的安全感那一刻降到最低点。”

    “这里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大灾难会刺激每个人的爱国心”

    在去美国之前，李振盛对美国人自私自利、推崇个人主义、享受主义的印象非常深刻，从未想过美国人也会爱国。但“9·11”之后，美国家家户户都在窗口挂上了国旗，大街上的汽车也挂着国旗，“这个国家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实际上这是最不需要教育的，大灾难会刺激每个人的爱国心。”

    事发后第四天，他在现场拍摄照片时，一个美国人举着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但国旗上50颗星星的位置换成了一个大五角星，“这代表着美国所有州的民众在这一刻团结成了一颗心。”

    在李振盛看来自私自利的美国大公司和企业，也开始大批量购买崭新的救援物资，一车车送到世贸附近，分门别类摆放好，任何从这里经过的人都可以挑选自己需要的物品。在李振盛拍摄过程中，工作人员不断往他口袋里放巧克力。

    “这种仇恨来自‘9·11’，但慢慢就消失了”

    “9·11”之后很长时间，中东人在美国不受待见。“9·11”带给美国人的伤痛，被转化到了每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东人身上，排斥、鄙视、怀疑来自政府和民间。甚至，很多中东人刻意改变了自己的穿衣习惯，刮掉胡子以求自保。

    2010年2月份，印度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正式上映，这部以“9·11”为背景，改编自真人真事的影片说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里兹瓦·罕移民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国内掀起了反对、歧视穆斯林的风潮，里兹瓦与爱人曼迪娅的发廊被迫关门，而曼迪娅的独子山姆更是在一场由种族歧视引发的少年争斗中意外身亡。

    悲愤的曼迪娅将愤怒发泄在了里兹瓦的穆斯林姓氏“罕”上，说只有里兹瓦告诉美国人民及美国总统他的姓氏并非与恐怖分子相关，才会与他再次相见。就这样，执着的里兹瓦踏上了艰难的面见总统之途。

    李振盛在“9·11”之后曾经亲见美国人对中东人的敌视。“那年我和儿子去买胶片，在回家的地铁上碰到一个穿长袍的年长中东人。”李振盛说那就像一幅静止的图片永远刻在了自己脑海里：纽约地铁很拥挤，但那个中东人旁边空旷旷的，所有黑人、白人都带着鄙夷的眼神，远远望着他……李振盛和儿子站在了老者旁边，老者眼神里流露出感激。

    “这种仇恨来自‘9·11’，但慢慢就消失了，现在美国人想起‘9·11’，已经能够相对理性客观地看待问题，中东有恐怖分子，但并不代表所有中东人都是恐怖分子。”

    每年的悼念仪式，几乎都以念死难者名单开始

    “9·11”事件发生后，李振盛曾多次到世贸中心遗址拍照片，也曾多次参加过在“9·11”纪念日举办的各种纪念活动。

    “组织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念死难者名单。”李振盛介绍，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而这段时间正是所有参与者反思和怀念的时刻，“对死难者家属来说，他们会对听到自己亲人的名字而感到悲哀和高兴，这种复杂的情绪说明他们不愿意后人忘记在灾难中丧生的家人和朋友。”

    每年的悼念仪式，几乎都以念死难者名单开始，所有人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沉默，哪怕长达一个小时甚至更久。“不会有人喧哗，不会有人离开，这是对死难者的尊重。”

    这种美国式的悼念，总会让李振盛联想到自己在美国各地看到的越战、二战的纪念碑，无论大小规模，这些纪念碑最突出的地方永远是牺牲战士的名字，一个都不遗漏。如果是无名氏，就以编号纪念。“波士顿大街上有一个巨大的玻璃屋，里面挂着各种号码编号，这是纪念某次战争中死去的以色列人，没有名字就用编号来代替。”

    霸权主义应该和恐怖主义一样从世界上消失

    “9·11”之后，李振盛接触的一些美国人里，曾有一部分反思过美国在世界推行的霸权主义，这些人认为正是美国干预世界的做法给美国人带来了灾难，他们希望这种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一样，从世界上消失。

    “9·11”事件中，最让李振盛感慨的是美国政府方面的信息公开程度。“现在也有一些说法，说政府隐瞒了一些事情，但就我来说，一个普通摄影师可以近距离拍照片，本身就很难得。”

    2001年9月15日，李振盛近距离拍摄时，一个高个子美国人搀扶着他站在很窄的隔离木马上。他拍了很长时间，那个美国人始终站在那里扶着，他说他的公司就在世贸中心里，后来李振盛得知此人是高盛公司一名高管。

    “媒体了解的信息和资源都是共享的，目的就是传播事实真相。”李振盛称，“9·11”之后尽管很多人受到惊吓，最初也有人逃难，但很快整个秩序就稳定了下来，谣言在极快的信息公开之下，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

    李振盛以其在美国16年的经历感慨道：“‘9·11’并非只是纽约、美国的灾难，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感同身受，从而反思我们人类的前进道路是否正确。”

    人物简介

    李振盛，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在黑龙江日报社做摄影记者20年，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5年。1996年5月退休后应邀赴美访问讲学。出版的《红色新闻兵》于2003年被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2004年获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最佳摄影报道奖”；2005年入选“自1855年以来150年世界54位新闻摄影师”。本报记者 张子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