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阳光明媚的九月的那天上午，当阿蒂经过他办公室所在大楼的旋转门，走到街道上，他的世界便改变了。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生活便驶入另外一个航线。]

　　这场经历迫使他离开了纽约，这个他生活了26年的家，他搬到了西边100英里远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

　　58岁的阿蒂在接受BBC（英国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只要我一看见美丽的蓝天时，我总会想起那天的早上。”本版编译 记者 潘愈

　　我看见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正在坠落

　　当时他是Holland & Knight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助理文书，他的办公室就在一座楼的23层上，这座楼和世贸中心大楼被教堂街和千禧希尔顿酒店隔开了。在8点46分，随着一声巨响，整个楼都随之颤动。

　　他的一个同事问是不是打雷了，随后有人尖叫起来，大家都赶紧跑出了大楼，因为一架飞机撞击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中的一个。

　　阿蒂乘电梯到了一楼，然后通过旋转门走了出去。“就像是绿野仙踪里的场景一样，仿佛突然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像所有一切都慢了下来，一段段地在过慢镜头。”

　　“很多白色纸片覆盖在地面上，就像雪花一样降落下来。我记得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纸张呢。”我朝着教堂街走了一小段，双子塔就位于那里，那时是我第一次看见了北塔。我被吓得目瞪口呆，真的很难想象我所看到的。

　　“那里有一个巨大的黑洞，火焰是明亮的橘红色，浓烟从楼中翻滚而出。”

　　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了，他说道，随处都可以听见警报声。“我不知道我看了北塔有多长时间，我整个人都惊呆了。我意识到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在坠落。是人在坠落，那一刻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人们开始尖叫，当看见有人在坠落，我尖叫着‘不，不，不！’那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反应——但是我本能地跑向他们。”

　　“我跑到广场他们坠落的地方。来不及想什么，我只是朝着楼跑去，就想着‘我能帮帮这些人吗？’我想他们就躺在那里，我可以握着他们的手，或者陪他们坐着，安慰他们。”

　　另外一个人和阿蒂一起跑了过去，可是过了一会儿，这两人都停了下来，因为他们惊恐地看见那些坠落的人们都已经死了。阿蒂又想起了那些在地上堆积的尸体。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从左边我看见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正在坠落。我原本以为一个人从高处跳下的时候，在撞击地面之前，就已经死了。”

　　“但是我记得他当时根本就还活着，我仍然能看见他的胳膊和腿都在动，就好像是要支撑他自己似的。”

　　一些警卫人员喊这两个人通过另外一座世贸中心大楼（也就是5号大楼）到安全的地方。随后，阿蒂看见第二架飞机撞击上南塔，距离第一架仅17分钟的时间。

　　残骸和碎片像大雨一样倾泻而下

　　大混乱爆发了。残骸和碎片就像大雨一样倾泻而下，他说，当他跑向富尔顿街的时候，一大块碎片正好坠落到地面上。

　　“人们开始从我头顶上跑过，我想我要被踩死了，但是我还是想方设法站了起来。我记得当时喊着‘上帝啊，救救所有人吧！”

　　阿蒂记得当时跑过一个个头很高的男子，这名男子脸部朝下躺在街上。蹲下来，阿蒂看见这名男子头部受伤很严重。他被一把从其中一座大楼上掉下来的东西砸伤了，浑身是血地躺在附近。

　　“另外一名男子也停了下来，给了我一件牛仔夹克，我们用夹克包住那名男子的伤口，随后我记得我发现他的手表掉落在旁边的地上，我把它放进了那人裤子的口袋里。我们将他翻了过来，他有个写有名字的工作牌。”

　　阿蒂继续说道，“我最大的遗憾是我没有看工作牌上的名字。（要是看了的话）我可以找到他的家人，告诉他们在那里有人陪着他。”

　　一辆救护车赶来了，这需要几个人帮忙把这个人抬上担架。阿蒂轻抚着那人的胳膊，告诉他他会没事的。

　　阿蒂意识到他把手机遗落在办公室里了，他开始向陌生人借手机，以便给父母报个平安。但是没有一部手机是能用的，因此他去了一间咖啡馆，在那里用了电话。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他朝左边望去，看见一大块墙体冒着烟朝他这边过来了。南塔倒塌了！

　　那天上午，第二次，他又开始为了活着而奔跑。时间是9点59分，就在第一架飞机飞向北塔73分钟之后。

　　当他有意绕开帝国大厦那一片，回到位于第四十三街的公寓时，都已经快到中午了。北塔也倒塌了。但是阿蒂此时离得已经很远了，听不到声音。

　　当他说“我来自纽约”时，人们都起立鼓掌

　　“我开始害怕黑暗。这是‘9·11’之前从来没有的事。有光亮让我感觉安全。”

　　“（袭击过后的）第一个星期里，我总是很早就醒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父母打电话。在电话里我会和他们一起哭。那一周有很多时间都在哭泣。”

　　“我感到从来没有的悲伤，悲痛和哀悼，就像是自己也失去了爱人一样。但是仍然不能理解，试着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发现他所在的公寓里有两名男子失踪了，还有一名律师最后被看见跑向了双子塔也可能已经死了。

　　阿蒂做了同样的事情但是活了下来。他接下来的两年里一直靠酒精麻痹自己，但是却一直都很清醒。为了摆脱“噩梦”，他找了一个心理医生，数周的时间里，他每天都会去看这个医生。

　　酒鬼们的匿名聚会也是他与大家分享感受的一个机会，但是他一个人住着，没有同伴提供不间断的支持。很长时间里他都被诊断患有创伤后紧张症。

　　阿蒂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搬到了市中心临时找的办公室，但是袭击过后的两到三周里，他都无法重回工作。当他重回工作的时候，这还是他头一次出门，就跟冒险一样。

　　几天之后，他租车前往马里兰参加一个30年的高中聚会。当看见有飞机降落的时候，他突然大哭起来。聚会中，当他自我介绍说“我来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纽约”的时候，人们都起立报以掌声。

　　他以前在世贸大厦遗址附近的办公室很快就能使用了，但是让阿蒂重返那里根本就是一种折磨。以前世贸中心广场，曾经是他午餐的圣地，现在对他来说就像是坟墓。一天早上，警察容许他进入遗址，他才能有机会将6朵玫瑰花放在这个他认为是圣地的地方。

　　我在记录那些我看着死亡的人们

　　2001年11月，他从工作了13年的公司辞职。这样继续下去太痛苦了。他专心在他的新工作上——写下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

　　事件之后，他给家里和朋友们都发了电子邮件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且将他的故事转发给了其他人。很快他就开始收到来自陌生人的鼓励邮件。在他们的鼓舞下，他开始着手写他的故事了，他坚信保存这些记忆是他的责任。这个故事成为一个独角戏剧本，作为百老汇舞台剧在洛杉矶进行了演出。

　　“这个剧本让我有目标感。‘9·11’之后的那两年里，每当我专注于我的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感觉那是我生命里唯一一段充实的时间，因为我目的明确，我想我正在做十分重要的事情，一件无私的事情，因为我在记录那些我看着死亡的人们。”

　　每一次演出之后，一些人都会告诉阿蒂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让他意识到所有美国人都有他们自己的“9·11”故事。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纽约，我原本以为我生命最后的日子会在纽约度过，但是现在离开这里似乎是正确的事情。”对于离开，他觉得很内疚，但是家庭召唤的力量是势不可挡的，而且他觉得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突然之间，我觉得我应该和家人更亲密一些，我想这样，我应该这样。对于我和我父母来说，‘9·11’那天，我原本可能会死掉，所以和家人在一起对我来说变得特别重要。”

　　“尽管我已经50多岁了，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我母亲和父亲，我需要安全感，我需要家庭。”

　　一些人仍然还在惊恐地挣扎着

　　阿蒂说像他这样的“9·11”幸存者和目击者属于“被遗忘的大多数”，从来没有人认为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不让任何幸存者参加纽约的十周年纪念仪式，只让丧失亲人的家庭成员参加。”

　　“就感觉你不重要一样。一些人仍然还在惊恐地挣扎着，比我的状况还要糟糕。当时在那里的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但是人们却不记得我们。”

　　除了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之外，阿蒂现在很乐观地看待未来。 “现在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接受过。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了另外一种改变。不像以前那样抗拒，而是学着接受。我从悲伤的舞台上下来，又回到生活中。”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通过‘9·11’来重新定义我是谁，我想我现在正在逃离。关于‘9·11’的经历只是作为我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